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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货币化与自由

货币化使人类脱离野蛮、走向文明,也促使个人自由不断扩大——这是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货币》纪录片系列所讲的基本道理。这一道理虽然概括了人类文明史的主旋律,却并非广为人知,也更不同于我们根深蒂固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传统文化以及各类教科书要义。


当然,虽然我们的文化观念和教科书世界排斥货币化,现实中国却是另一回事:货币是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离开货币寸步难行。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深化、专业分工的细化,人们离开了乡村田野,从事越来越细的工作,吃饭、穿衣、住房、交通几乎没一样是自给自足,都需要用钱交换而得。即便在工作、个人成就、社会关系中,也越来越什么都以钱衡量,基于义气友情的交换越来越少,人人都在追求最大化的货币财富。比如,1978年时,中国广义货币总量大约是GDP的0.38倍,每一元钱的产值只需要0.38元货币支持;但到2013年,广义货币量超过100万亿,几乎为GDP的两倍,跟每一元钱产值相对应的是两元钱的流通货币。

那么,中国社会的快速货币化以及人类社会的总体货币化趋势是偶然,还是必然?货币化的深化是喜还是忧?货币化到底是催生个人自由,还是像以往认为的会导致奴役或为万恶之源?如果货币化真的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么坏,那么,中国社会货币化不断深化的同时,人的自由和社会的文明怎么还在上升?从这个意义上,李成才总导演及其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制作出《货币》这样的大片,还真是雪中送炭,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既现实又对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的话题。

货币化催生人类文明

文明最为基本也最为具体的指标是:当人与人之间出现分歧或发生冲突时,是用野蛮暴力还是用和平手段解决。社会越是野蛮不讲理,纠纷发生的频率会越高,人们也越倾向于用暴力解决纠纷、规范秩序;暴力纠纷多了,命案发生率必然越高。因此,命案发生率是一个反映社会诉诸暴力配置资源、解决纠纷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社会里任何暴力纠纷最终导致一方被打死的概率分布基本相当,那么,在两个社会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命案率高的社会必然更倾向于用暴力解决纠纷,是更为野蛮的社会。

据史学家估算,在16世纪之前的1000年里,即中世纪期间,欧洲命案发生率虽有少许下降,但基本停留在每年每万人中有5到10人死于暴力纠纷(不含战争死亡);从16世纪初开始,诉诸暴力解决纠纷的倾向性持续减弱,命案率逐步下降,至20世纪初期命案发生率降到每年每百万人有5到10人死于暴力的水平。如果细看,史学家Manuel Eisner发现,暴力所致的命案率最早在14世纪的英国、荷兰等西北欧洲国家开始下降,而在市场发展相对落后的东欧,命案率要等到18世纪才明显下降。

而在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暴力发生率、命案发生率下降的历程则启动得更晚。比如,据笔者跟彭凯祥、朱礼军对清朝中国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命案率大约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稳步下降,逐步重复了西欧国家在之前三个多世纪的经历。

那么,是什么动力先在西欧后在其他国家推动人类走出野蛮、迈向文明?这跟货币化、市场化或说商业化发展又有什么关系?基于货币的人际交换的确冷冰冰,也可能导致人人都“向钱看”,我们可能都不喜欢那样的社会。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和互换、社会资源的配置如果不是基于货币,就必然会基于其他指标或价值度量体系。那么,规范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其他指标是否就比货币更好?下面我们就来谈这个话题。

人的本性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包括物质享受、权力地位、社会地位、精神感悟、各类机会等利益。但问题是资源是有限的,权力资源就更少,不可能每个人的欲望都被全面满足。这些有限的资源、地位、机会必须靠某种指标和某种机制来配置,也由此规范人与人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任何资源配置格局都代表一种秩序,只是在不同社会里决定秩序即资源配置格局的坐标会不同。

规范社会关系与资源配置的最原始也最简单的方式是暴力。

原始社会是看谁的武器最具杀伤力同时也最敢使用暴力。暴力最强同时也最能用暴力的人是社会的老大,地位最高、享受方方面面的资源也最多,暴力能力次之、暴力意愿次之的在地位、机会与资源享受方面也是次之,其他依次类推。就这样,基于暴力的社会秩序形成了,不仅决定社会结构、人与人间的关系,而且也决定了有限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配置结构。这种社会虽然是基于野蛮,但也是一种社会秩序,它不认钱、不认宗教,只认暴力关系,暴力的溢价最高,所以,这种社会里死于暴力的人占比很高。

建立秩序的第二种方式是一切基于行政权力,就像计划经济体系一样。

比如,医院按行政级别设立不同部门,提供相应级别的医疗服务;住房按部长大院、局长大院、处级大院等提供,而不是根据货币价格决定。行政级别代替货币,社会地位也跟行政级别捆绑在一起。除了按级别决定资源配置之外,其他没有“以级别定价”的东西都由掌权者裁量决定,“由领导决定”,普通人住房、就业要由领导定,连结婚也要领导批准。在这样的体系里,没有“货币价格”和“自由选择”这类术语。基于行政权力的社会结构和资源配置是一种以合法暴力为后盾的秩序。也就是说,行政权力实际上也是基于暴力,只是其背后是政府独有的合法暴力,但合法暴力毕竟也是暴力。因此,靠行政权力建立并维系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一种强制关系,而非基于自愿或自由选择,是以牺牲正义为前提。

第三种方式是基于血缘关系规范资源配置,资源根据亲情关系远近决定谁多得、谁少得。

比如,家族拥有的山和土地、财产、生产的粮食、圈养的家禽猪肉,按照“五服”原则在社会中分配,血缘关系越近,分配得越多。当整个社会都像儒家主张的那样依据血缘、代际、年龄、性别分配和分享时,一种基于非货币非野蛮暴力的社会结构、资源配置秩序就形成了。当然,也可以基于宗教信仰来规范社会资源秩序,道理跟基于血缘的秩序类似,只是所依据的是宗教关系而不是血缘关系。我们到后面再讨论基于血缘和宗教的秩序,这里暂且集中比较基于暴力和基于货币的社会秩序。

第四种方式就是基于货币价格,明码标价,谁出价高谁就多得。

在经济领域,货币化显然是专业分工得以细化的前提,否则农民的粮食和老师的知识之间就没有共同价值标准,没有定价标准就难以交换,没有交换就难以深化发展。在社会层面,以货币规范的秩序有几项基本特征。

其一,这种秩序是基于交易各方的自由选择,是基于平等权利的交换,不像基于暴力、基于血缘或宗教的配置关系中,一方或几方是被动强制的。正是因为此,货币化、市场化的配置安排带来和平与文明:自愿交易的含义是不管结果如何,双方都不太有怨恨,没有怨恨就不易导致暴力纠纷;相反,基于强制的非自愿配置必然以压制一方的权利为基础,必然引发不满,有不满就会有怨恨。压制越强,怨恨越深,以暴力反制的倾向就越强。因此,在非货币化的秩序下,命案率高就不足为奇。

其二,是等价交换,谁多得还是少得由他付出或创造的价值而定,而不是基于他的暴力能力、行政级别或者亲疏关系。这决定了在货币化的社会里,能出高价的人一般会是价值创造能力强的人,因此资源配置效率会更高,让人力、物力、资源总能配置到使用价值最高、结果对社会最有益的地方。此即为什么市场化的社会跟基于暴力或血缘或宗教的社会相比,前者更能进步发展。

其三,正是由于货币化社会里利益交换、资源配置是基于自由自愿,私有财产必然得到充分保护、不能被权力或暴力随意强制(否则,交易或配置就不是基于自愿了),因此这样的社会更能促进法治并推演出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体系,也更能激励创业创新,恒产才能恒心。

其四,货币是中性的,不包含身份符号、地位符号、年龄符号、代际符号、血缘符号或权力信息,同样的100元钱,购买力一样。因此,真正货币化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社会结构更加扁平。

我们可以以战争为例来理解为什么基于货币化的市场交易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文明。在人类历史上,战争暴力是获得领土、占有资源的一贯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里,战争当然还可以是获取领土的手段,但也可以通过跨国并购获得土地:如果你想要更多土地,你可以花钱到美国德克萨斯州或其他州、到加拿大的蒙特利省或其他省、到巴西的各州去买,如果你喜欢这些国家或很多其他国家的岛屿,你也可以花钱去买;买到之后,你能够像当地公民一样支配自己买到的土地或岛屿,享有充分的土地财产权,你可以决定种植粮食、蔬菜,可以用来办工厂,可以盖房子,也可以让其抛荒、什么都不做;如果当地政府无理刁难你,你还可以像当地人一样去起诉他们。

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两种方式结果一样,都获得了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但前一种方式导致以暴还暴的恶性循环,使世界趋于暴力、走回野蛮,而后一种方式是基于一方交钱、一方交土地的自愿交易,即使有一方事后觉得自己吃亏或者出现纠纷,也不一定怨气冲天,因为是自己自愿签约而非强制的交易,顶多会诉诸法院,以文明手段解决纠纷。货币化就是这样催生人类文明,让社会秩序更多地基于规则。

历史学界一般认为,人类现代化的历程萌芽于14、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英国的商业革命。而商业革命的核心是货币化交易的内容与地理范围的双扩张,也就是让更多东西、更多资源成为商品,不仅在本国之内,而且在欧洲更大范围内跨国界以货币化方式进行交易。商人们的跨群体、跨地区、跨国界的交易,给欧洲人展示了货币化交易能促长正义、消除怨恨、带来和平;商业革命渐渐地激发了文艺复兴,让人们重新回归理性和思索,反思“人为什么是人”、“人类如何才走出野蛮”这样的话题。

著名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经典著作《文明化的过程》中谈到,西欧在14、15世纪开启的市场化发展,催生了对私有财产和契约权益保护体制的需要,这种需要进而促成现代政府的出现,由政府通过合法暴力维护产权规则与契约关系,给货币化交易提供规制保障,由此促使人们更愿意选择文明化的秩序关系,而不是选择暴力。因此,货币化发展以及由其引发的文艺复兴是命案发生率在15世纪后逐步下降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欧走向文明的催化剂。正因为东欧、伊斯兰世界以及亚洲,到18世纪甚至19世纪才加入货币化、市场化发展的行列,这些国家的命案率和一般暴力发生频率要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形成下降的趋势。

一个社会要想走出野蛮、减少暴力,前提必须是社会越来越充满正义,而正义的前提又是社会中资源配置、利益交换都基于自愿与自由选择。由于货币化、市场化配置资源的前提是自愿与自由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货币化催生文明,也催生和平。

没有货币化的社会不自由

在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之前,对货币的误解甚至妖魔化不只发生在中国,而是普遍存在于世界各社会。我们熟悉的许多经典都深含对货币的敌意。元末明初的《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个好汉认义气但不认钱。所以,小说中几乎不谈宋江一年赚多少银子、李逵带了多少万贯铜钱并能够外出用多少天等。

实际上,始于战国时期的“义利之争”就围绕两个不同的社会愿景:一个以“义”规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以亲情友情、信仰价值和纲常规则来配置资源以及实现人际互通有无。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亦即君子立身行事应以道义为根本,道义价值重于物质利益。孔子还指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另一个愿景主张以“利”追求规范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秩序,具体体现为以明码标价的货币化交易达到资源配置。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当商业化进程有些起色时,士大夫就对人们越来越“向钱看”感到不习惯,引发新一轮“义利之争”。不管是汉朝、宋朝、明朝还是近代清朝时期,都重复过类似辩论,可每次“义利之争”都以“义”胜利,让刚刚起步的货币化进程倒退回去,延续并强化儒家的轻商传统,排斥货币。

在西方,至少从基督教于近2000年前出现时开始,也排斥货币化。基督教的根本主张是天底下的人都为兄弟姐妹,彼此间互通有无与相互帮助是应该的,不能逐利。基督教对货币化规范社会关系的排斥,具体表现之一在对放贷利息的禁止上。圣经《旧约全书》的《申命记》第23章第20段:“借给你兄弟银钱、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你不可取利。”第21段:“对外方人你可取利,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祝福你进行的一切事业。”也就是说,如果把钱或物借给“兄弟”,不可收任何利息,只有在借给“外方人”或“陌生人”(stranger)时才可收利息。而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对“兄弟”的解读非常广泛:任何人只要不是敌人,不管是否为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都是“兄弟”,所以,就都应该无偿给予帮助,包括借贷时不能收息。到16世纪新教革命之前,基督教对《圣经》这两段的解读基本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核心商业伦理:正因为天下几乎所有人都是兄弟,而帮助兄弟是不能求利的,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能用货币利益规范。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意旨,死后会被打入地狱。也正因为这一宗教上的阻力,西方社会等到16世纪中期的新教革命才对其进行了修正,使借贷利息、货币化、金融市场得到逐步解放,让市场化不再在宗教上受到限制。

在中东,穆罕默德于公元7世纪推出伊斯兰教至今,《古兰经》都明确禁止有息放贷,其道理跟之前基督教禁止有息放贷、儒家抑商的道理一样:就是要以兄弟友情而不是以货币交易规范人际关系、配置资源。不同的是,基督教在15、16世纪经历了一系列反思与商业伦理改革,而伊斯兰世界还没有过类似的改革,至今还是在教义上抑制货币化。

当然,正因为人类过去都鄙视谈钱,在现实生活中,至少表面上不需要钱也能活。在汉朝、唐宋明时期,中国人可能许多天用不着钱(也没那么多货币供应),即使在民国时期也基本如此。美国是今天公认的最货币化的社会,当初也并非这样,美国立国之初的1800年前后,全国货币供应大约为2800万美元!那时候,许多美国人连续几星期看不到一元钱。到1900年,美国货币供应量上升到25亿美元,今天单算基础货币也达3.8万亿美元!

从文化价值取向、从宗教上抑制货币化的结果当然是社会中货币供应少,对钱的依赖度也少。可是,货币的供应与需求被压制并不意味着社会中人们本来可以靠货币化解决的问题就解决了,这就迫使各社会找到其他变通的办法,或者干脆在个人自由、社会发展进程等方面做出牺牲,以这些牺牲换取“认义气但不认钱”的价值偏好。

1962年出生的我,小学正好是文革计划经济时期,当时整个经济与政治制度都反货币化,行政权力全面取代市场。那时我在湖南茶陵乡下,父亲作为生产大队干部,经常出差。每次出差,他不是带上钱,而是带上几斤或几十斤米、几斤菜,还有被子、席子等。当外出必须自带粮菜、被子,而不是具有通货性质的货币时,一个人怎么可能旅行太久、远走高飞呢?由此看到,一个不允许把物品与服务货币化的社会,人的生存就得跟具体的生活物质捆绑在一起,而物的重量以及易烂易损使其流动性远低于货币,其实质效果是限制了人的自由度,约束了每个人的自由空间。

一般讲,纯粹的货币,即钱,是流动性最好的价值载体,是“身份中性”、“地位中性”、非人格化、跨地区通行的“通货”,货币不跟具体的人捆在一起。在全面货币化、“只讲钱”的社会里,100元人民币不管是在农民、地主还是工人、资本家、官员的手里,就是100元钱通货,它的购买力价值跟持有人的身份、地位、血统、年龄无关。而这些“中性”和“无关”从本质上给了持有货币的人以自由: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血统也不妨碍持有者拿这100元钱去换取等价的东西。

计划经济社会里,人是最不自由的,因为那些票与证不仅绑架了“钱”的通货性质,同时把每个人锁定在“单位”里,固定在一个具体区域,离开你的单位和地域就难以生存,没东西吃、没地方住。在那里,“东西”跟通货性质的“钱”之间距离遥远,反市场的制度是隔离两者的鸿沟。所以,一个社会物质丰富,但如果货币化被禁止、抑制,样样凭票、凭证获得,那么,它照样是一个不自由、不幸福的社会。

前面说到,在反市场的社会里,也根据行政级别规定享用权。比如,原来,火车座位、飞机票、宾馆、招待所按行政级别分别供应,而不是根据支付能力提供。所以,行政级别跟粮票、油票一样(并与后者相辅相成)也是一种准货币,许多服务、进口商品、特种商品根据这种“官币”才能享受。

可是,这种“官币”也经常有地域限制或者行政限制。财政部系有财政系统的特别服务和特权,教委系统有教委的疗养中心和招待所,跨出地域、跨出特定部委系,“官币”可能就没有价值或大为贬值,尤其是到其他国家不再有用。所以,“官币”承载的自由度很有限,跟身份、地域、行政体系捆绑在一起,不是通货。

去货币化的社会也必然推演出集体主义文化,崇尚“好客”。因为既然外出要靠自己带米菜、被子等等,一个人又不可能背太多重量,那么,远行者用完自带的米菜后,如何活?因此,货币化程度低的社会必然要排斥个人主义,要强调忘我,无条件地好客。就像在我的湖南老家,只要一家人在吃饭,任何陌生人一到来,主人都会邀请他加入吃饭。也就是说,当社会货币化或市场化程度很低时,大家好客能增加远行者活下去的概率,好客和集体主义是对货币化欠缺的一种弥补。从这个意义上,农业社会的许多文化传统与风俗习惯都因货币化缺乏、市场化不足而内生,是对后者的补充。同理,基于粮票、油票、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社会,也需要“好客”、“集体主义”文化去补救。一个社会的文化就这样因货币化、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以此为基础配置资源。而货币化又是民间自由选择秩序的必要支撑,货币是自由选择的具体工具。反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必然包括去货币化,因此也必然削弱人的自由。回头看小时候的经历,出差远行要自带米菜被子,要自带粮票油票,似乎很荒唐,因为今天的人出行带信用卡、带钱就行,但那种荒唐的经历也让我们看到不自由与去货币化之间的关系。

货币化催生了人类现代化

不管是以货币还是以非货币的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并配置资源,都要有相配的行为规范或说“纲常规则”。只是每一套纲常规则对人的本性压制程度不同,有的是尊重人性个人自由权利,而另一些则会压制个人选择权。

前面谈到,人类社会历来就排斥货币,人们总想找到各种非货币的替代办法使社会运转、有序地配置资源。刚才我们比较了暴力秩序、行政权力秩序跟货币化秩序的差别,说到“以货易货”是反货币化社会的变通办法之一,也说到计划经济体系中基于行政级别的资源配置秩序,只不过依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安排是到20世纪才成为一些国家的主旋律,在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社会的“纲常规则”一般不像行政级别体系那样依托政府权力,而是依托文化价值或者宗教权力。

比如,在中国历史上,过去几千年里政府权力只到县这一级,不渗透到“大社会”的生活层面。资源配置等民生内容主要由行政权力之外的体系确定,亦即主要由基于儒家“三纲五常”的差序秩序规范,该纲常规则体系不仅把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固化住,而且把人们对彼此的义务责任确定下来,由此实现资源、权益在人与人之间的配置。

具体而言,儒家社会秩序中有四个最重要的维度:血缘、辈分、年龄、性别。张三跟张六的关系首先是基于他们间是否有血缘即亲情,有血缘就有义务责任,对彼此的收入和财产有分享权、配置权;血缘关系越近,彼此间的义务和分享权就越多。血缘关系是天生的、不基于个人选择,只要你是张三家族的成员,你就有了其家族的“亲情货币”。张家的“亲情货币”局限于张氏家族,是专属货币,不是跨家族、跨地区、跨国界的通货。

在张氏家族内部,张六拥有多少索取权,即多少“亲情货币”,取决于他的辈分、年龄:长辈对后辈的收入和财产拥有几乎无条件的索取权、支配权,后辈对长辈有完全服从的义务;同辈中,年纪大者对年轻者也具有极高的索取权和支配权。另外,同辈中男性具有比女性更高的索取权和支配权,从收入与资源中得到的配置也更多。

正因为儒家社会里资源配置由“血缘、辈分、年龄、性别”四大维度决定,所以,各种亲戚关系的称呼必须非常详尽细致:祖父母、父母、伯伯叔叔、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姑姑姑父、外公外婆、大舅二舅、大姨三姨、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姐夫妹夫、大嫂弟媳、小姨子小舅子……而在西方社会里,几个称呼就通称了,没有区分那么多那么细:grand parents(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伯爷爷伯奶奶等包括其中,也不分大小长幼)、uncles(伯伯叔叔、堂伯堂叔、大舅小舅、表舅表叔等)、aunts(伯母叔母、大姑小姑、大姨小姨、舅妈表姨等)、cousins (堂兄堂弟、堂姐堂妹、表哥表弟、表姐表妹等)。

当资源、收入、相互责任义务取决于“血缘、辈分、年龄、性别”时,按照这几个维度精确标志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相互血缘关系的远近,就变得格外重要,有太多利益隐含其中。相比之下,西方社会中除了基于血缘的资源配置体系外,两千年前就发展出了超越血缘的宗教秩序,五百多年前就开启了货币化、市场化的进程,这些发展变迁使得精细化亲戚关系的名称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人们渐渐地选择简化称谓。

儒家秩序是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的主流,“孔家店”是中国社会的秩序基础。正因为此,基于货币化的市场秩序要想替代儒家秩序,当然会处处碰壁。但是,正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年轻学者所指出的,儒家秩序并不是无代价的。为了支持这一非货币化的体系,整个社会文化和行为规则必须配合,否则人们就不会相信这一体系,基于“血缘、辈分、年龄、性别”的资源配置体系就要崩盘,社会就要乱套。

第一,人们必须按照“三纲五常”行为,拥护和遵守“孔家店”规则,晚辈必须无条件顺从长辈,即使长辈的话没有道理也不可以还嘴、辩论;同样地,哪怕张六只稍微比张三年轻一点,也得听张三的话,时时对他礼让三分;女的必须顺从男的,不能还嘴。第二,这个“谁听谁”“谁顺从谁”的社会等级秩序不因年龄而异,哪怕晚辈自己也是60岁并是爷爷了,也必须听78岁长辈的话;同辈中,哪怕你是55岁、只比张三年轻一岁,你也得听从张三、服从他的安排。第三,文化体系发挥作用的主要形式是通过内疚感和社会舆论,其次是依靠硬性的族规家法体罚安排。内疚感的形成主要是通过父母对每个小孩灌输“三纲五常”行为规范,让每个人从小就知道“要孝敬”、“要听话”,否则就是“坏孩子”。除此之外,还需要《论语》、《三字经》等经典对每个人进行深层顺化,让张三知道“父母在,不远游”;“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当顺叙,勿违背”。通过不断地读习经典,把这些价值内化到每个人的血液里,使自己一旦出现违背就内心无地自容。最后,为了儒家秩序能运转好,家族成员间也必须经常“礼尚往来”:礼尚往来越多,族内的非货币化交易就会越顺当;而且也需要建立家庙家祠并定期举行祭祖仪式,通过这些仪式和祠庙给每个人提醒他在氏族里的位置以及跟其他成员之间的相互地位与关系。

我们当然会问:为什么“三纲五常”差序秩序不会因个人的成长而改变?张六5岁时要听10岁的兄长张三,等张六70岁了,还要无条件顺从比自己大5岁的张三?换言之,每个人从出生那一瞬间开始,就进入了儒家给他规定的等级社会结构,然后就固化住一辈子不变,一直到他离世之前他都在那个金字塔差序结构中位置不动。

之所以每个人在儒家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必须固化,不能变动,就是因为一旦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整个秩序就乱了,这一资源配置体系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减少了人们对儒家这一非货币化资源配置体系的信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从摇篮到坟墓都固化不变,人与人之间的相对顺从关系一辈子中也不能变,就必然意味着人的不自由。所以,基于儒家秩序的资源配置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

就是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看到“孔家店”是抑制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兼容,显然是对的。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如果把“孔家店”打倒了,同时又反对货币化市场化、反对私有制,那么他们就必然要靠另一种非货币化体系来配置资源,比如1950年代引进的基于行政权力、行政级别的计划经济体系。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也能理解基督教是如何在中世纪限制欧洲社会里的个人自由,以及13、14世纪开启的商业化、货币化进程是如何让个人在西方社会崛起的。如前面谈到,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认为天底下的人都是兄弟姐妹,不应该以货币化交易互通有无,也是力求以非货币的方式规范人际关系、配置资源。跟儒家不同的是,基督教不以血缘、辈分、年龄作为人际责任义务关系的基础,也不以这些为基础建立固化的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基于共同宗教信仰建立资源配置秩序。实际上,基于基督教的人际互助体系跟基于血缘的人际责任义务体系是相互竞争性的,代表两种既互补又互斥的体系。

在中世纪的近千年里,基于血缘的家和家族当然也是欧洲社会的基本生活与互助单位,在资源配置、风险配置中起关键的作用。除此之外,那时的欧洲基本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强权政府,今天我们熟悉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等国家都是后来才有的,所以,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互通有无方面发挥的作用很少,同时货币化和市场化发展又大大受限,货币化程度也很低。因此,在血缘体系之外,教会是当时欧洲社会最主要的资源配置体系,包括精神、社会地位、物质、风险等资源的配置安排。尽管当时的欧洲不是统一的国家,是大大小小分散的庄园城邦,但在宗教意义上却是相当一体化的,除了家、家族之外,教会就是人们的生活中心,社交、物质上的互通有无、身老病残方面的风险互助都是在教会的基础上进行。这种基于教会的资源配置不是基于血缘的亲疏,更不是基于出价的高低,而是基于共同的宗教信仰。

既然基督教世界的中世纪也那么敌视货币化,视“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而且也似乎过得温情脉脉,那么欧洲人为什么还要从中世纪中解放出来,开启后来的现代化进程呢?关键还是在于那套基于宗教的资源配置体系对个人权利压制太多,对个人自由限制太死,包括对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为自由、选择自由的限制。任何人的言论和行为一旦有悖于教廷、教堂的正道,挑战教会的权威,就必须受到重罚。

到最后,14、15世纪商业革命的发展让欧洲人看到基于货币的市场交易更能解放个人,货币化带来的是个人自由。钱就是钱,无情无义,但也因此保护、尊重了每个个体的私人空间和自由尊严,那些非货币化的交换安排附加了太多的约束条件。也就是说,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都以钱来了结,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价值交换之后,双方互不欠人情、不欠友情,没有心理负担,彼此可以继续自己独立的生活、行使各自的自由,货币交换关系是非人格化的。实际上,当人际交换关系只认钱、不认其他的时候,交易机会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因为不管张三是高干子弟、权贵达人、亲朋好友还是平民百姓、陌生农民,只要有钱就能交易。从这个意义上,充分货币化了的市场经济社会是不顾身份、不管亲疏、不认贵贱的机会平等社会。

重新认识五四青年思想

回头看,五四运动时期,青年知识分子知道儒家体系压制个人自由,知道基于“三纲五常”的秩序把每个人固定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上,终身不能改动、不能远走高飞自由飞翔,所以他们要“打倒孔家店”。只是他们没有认识到,“打倒孔家店”的先决条件是在财产私有的基础上推动货币化、市场化,以“向钱看”代替“三纲五常”、代替基于“义”的社会关系结构。

实际的情况当然是,五四青年和之后的众多学者不仅没有在要“打倒孔家店”的同时声张货币化和私有制市场经济,反而是既“打倒孔家店”又打倒私有制、打倒货币。几代中国学人的认知盲点在于:如果不是基于货币价格的自愿交易,也不是基于儒家秩序配置资源,那么,社会必然要找其他非货币化的方式组建社会并配置方方面面的有限资源,而货币化的资源配置安排是唯一承认个人选择自由、基于权利平等自愿交易的秩序。人类社会已经实验过的非货币秩序都要求牺牲个人的自由权利,都以人的权利不平等、以某种身份秩序为前提。

今天什么都“向钱看”,我们感到很“不自然”!昔日的温情脉脉,过去的人情世界,被今天冷冰冰、赤裸裸的金钱世界所代替,曾经的浪漫与含蓄被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的货币数字所取代,羞于谈钱的行为规范被变迁成明码标价的新体系。可是,我们要承认:是货币化的进程催生了人类文明,带给我们更多的自由。

(作者系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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