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1954年出生于上海，几个月之后，她的父亲方汉奇就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新闻系教授。因此她是在北京长大的，又在1966年被卷入“文化大革命”。当时她就读的学校关闭，一群群自称为“红卫兵”的年轻人出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几年之后，她跟随父亲前往江西的一个穷地方，在一个农场劳作了两年，搬石头，帮助村民做日常的农活。幸运的是，1970年代晚期她回到北京后不久，就在中央政府的工艺美术局获得一份工作，从而受到中国丰富文化生活的熏陶。但在1980年，一有了离开中国的机会，她马上就前往美国，那个传说中的充满机会之地，去探寻新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成年人，在有条件离开中国的情况下愿意这么做，是很好理解的。大多数人是在艰苦的经济环境下长大的，很多人经历过肉体或精神的暴力。而且，贯穿中国漫长的历史，在战争和经济艰难的时代，都有一波波的中国人迁移到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欧洲，向北美的移民则是晚近的事。今天，在大多数国家都有至少几百年历史的中国人群体。
但为什么从1990年开始，迁往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中国富人人数稳步上升，以至于到今天，据估计有25%的中国富人生活在中国以外？甚至中国领导层也将他们的子女送到国外学习和生活。有一个笑话说，如果“两会”（人大和政协会议）在5月而不是3月召开，会场会一片空旷，因为5月和6月初是普林斯顿、哈佛、斯坦佛等大学举行开业典礼的时间。
许多中国移民说，他们是为了子女而离开中国的，这样可以躲避狭隘的、竞争极其激烈的中国教育体系，而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的大学提供了更广泛、通常要求不那么苛刻的课程。同时，与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相处，有助于提高英语水平。法国从1950和1960年代以来一直试图把法语推广为与英语分庭抗礼的全球性语言，但未能成功，这进一步证明了英语作为全球首要沟通方式的霸主地位。尽管发达国家里学习中文的学生人数也在迅速增长，但中文还难以与英语抗衡，成为全世界排名第二的语言选择，因此对于雄心勃勃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学习英语非常重要。
但是，为什么有60%的中国经济精英表示，正在考虑离开自己的祖国？中国城市的空气污染显然是一个因素。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富裕的中国移民也频繁回到中国，从事房地产、进出口、制造业等商业活动。这似乎显示，那些已经并继续在中国境内赚钱的中国富人，并不是出于经济原因而移民的。事实正好相反：是中国在继续成为他们的财富来源。
但是，迁往其他的更大的经济体，原本可以提供其他的、独立于中国经济的财富来源的新机会。多样化可以降低风险，避免因只在一国经营、或从事一种经济活动的损失，从而保护财富。一个航运业巨头可以通过在纽约或伦敦的房地产投资来维持财富，因为在像今天这样的，世界集装箱航运业供应过剩、价格处于历史低点的时候，这样做可以保住资产的价值。著名香港商人李嘉诚是在香港房地产行业发家的，但他现在在全球都有商业利益，并涉及广泛的产业，包括自然资源、电信、港务等。但李嘉诚并没有移民到美国或欧洲。他仍然生活在香港，这说明一个人呆在本国，也可以分享全球商业机遇的蛋糕。
那么，也许并不是国外的经济机会，而是那个难以名状的因素——“生活质量”，说服了大多数中国富人选择移民？许多人表示，他们在中国感到不安全。但中国有如此训练有素的、庞大的、积极的警察力量，怎么可能会不安全呢？他们是不是害怕自己的财富会蒸发掉？还是因为他们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民主制度中找到了安全感？
无论如何，一个有趣的、值得注意的事情是，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供的最新数据，尽管2009年9%的去往OECD国家的移民来自中国，但中国对外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远远低于许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所以说，尽管中国人最喜欢的移民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都在收紧接受中国移民的政策，但这是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因为普通中国人对迁居海外有了更特别的愿望。
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放宽劳动力迁移限制，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在多种经济机会出现后，经济增长需要多种不同的劳动力，而这只能来自于国外。从1990年代初开始，无数中国劳工前往东南沿海地区，他们的纪律性和辛勤工作，为中国制造业和出口的奇迹创造了前提。与此类似，一波波涌向美国的说英语的、教育水平高的印度移民，为加利福尼亚州软件业的成功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谁能说中国的对外移民不好呢？移民能促进中国经济的多元化，同时能促进中国文化的全球化。
随着中国继续发展、经济增长、对世界开放，中国对外移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正像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提供的经济机会的吸引下，正在前往中国一样。而且，随着他们学习说汉语，欣赏中国自身丰富的文化和“生活质量”，他们也会选择留在中国生活。而且，随着中国的环境逐步改善，外国对华移民可能上升。移民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而且对于一个全球化世界的经济与文化繁荣来说，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
（注：贾尔斯·钱斯（Giles Chance）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著有《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后的世界新秩序》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