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辑、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期刊主编、发展研究室主任，国内外多所大学和国际机构的研究员、访问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经济增长、地区发展、城市化、市场化改革、收入分配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近百篇，出版和主编多种学术书籍。曾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两度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首届中国软科学奖。
关于“国民收入分配与制度改革”这个话题，我大致涉及以下内容：改革时期的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原因，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原因，灰色收入来自哪里，分配失衡威胁社会和谐及发展，推进体制改革，纠正分配失衡。
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中国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带来了较多社会矛盾。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收入分配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差距扩大有不同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可以归纳为历史性原因和体制性原因。首先说历史性原因，改革时期的相当长一个阶段，人均GDP按照可比价格大致翻了5倍，而人均工资只有2.3倍。劳动报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是大幅下降的。但是其他方面的要素报酬(比如说资本的报酬、人力资本的报酬)增长比较快，因此也造成了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
最近两三年由于劳动力供给趋紧，以及政策调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政策的出台，促使工资增长加快，这种新的变化是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但是去年和今年的情况又反映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通胀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加大。当然这个影响是短期的，通过控制货币发行等政策调控，经过一定时期以后，我相信通胀率会逐渐降低。
还有一个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因素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改革期间，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从原来的平均主义转向了根据生产要素来进行分配，这也就导致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回报大幅度提高，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而这个收入差距也有它合理的一面，通过这些变化，有利于提高效率，有利于改善资源的配置。
差距扩大有深层制度原因
我们再看收入差距扩大的制度原因。2009年，我们在全国19个省份做了几千户城镇居民的调查，我们采取了一些方式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同时采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对国家统计局2008年的7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进行了重新推算，结果可以看到，低收入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我们推算的数据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相差不大，差别最大的是最高收入的10%的居民部分。
实际的居民收入差距显著大于统计上显示的收入差距，原因在于有大量的隐性收入和灰色收入，流向了部分高收入居民。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灰色收入？核心问题是腐败，由于目前的制度不健全，导致了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大的收入差距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就有可能酝酿严重的社会冲突，因此需要推进相关的体制改革。
大量的灰色收入来自什么地方？灰色收入可能包括不同的种类，比如说有的收入实际上是非法收入，但是你又没有办法认定，还有一些收入是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界定它是否合法的。有一类是出于逃税的目的，或者是其他的目的而隐瞒的合法收入。另外有一些比较突出的方面，比如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制度不完善、透明度低、缺乏社会监督，存在了大量的幕后交易，造成了少数人聚敛社会财富的机会，造成了巨额的非法收入。
公共资金管理方面，公共投资管理不善，大量的资金流失，不断出现豆腐渣工程。还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量的专项转移支付直接到了地方政府的各个主管部门。这些资金没有进入财政账户，监管更薄弱，造成大量问题。现在还有很多政府收入都没有纳入财政预算，还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土地出让金现在没有纳入常规预算，这些都使监管不充分、不到位。除了要素市场、财政体制的问题，普遍来讲，权力本身会导致寻租行为，特别是缺乏监督的权力，自然就会产生腐败。
还有资源性与垄断性行业的收益分配问题，现在资源税在新疆搞了试点。但是整体来看，垄断性行业和普通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更大的差距是体现在管理层。现在国有企业分红的制度，虽然有15%的红利上交给政府，但是对资源性和垄断性行业来讲，它有大量的收入是由于它的垄断地位，或者由于它占有的资源得到的收入，这部分收入的绝大部分应该进入公共财政，而且应该用于社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府现在在这方面的改革没有到位。
在税收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仅仅靠调整所得税下限，并不能解决税负的问题。因为现在个人所得税税负不均，工薪收入是累进的，最高到了45%，但是经营型收益和偶然所得税的税率仅仅为20%，如果你的收入来自股市，这部分收入不纳税，所以在劳动收入和不劳动收入之间造成了不均等的税负，所以我认为税制是应该改革的。另外，税收征管体制有很大的问题，工资性收入监管严格，但是其他方面的税收监管不严，漏洞很多。另外，法律制度也存在不少的漏洞，没有明确界定的中间地带，还存在以规代法的情况，这些都是在立法上需要改变的。
一系列基础性的建设不到位，比如说对大额现金交易缺乏有效监管，财务和票据制度不健全、会计师管理制度不完善，银行资金监管不到位、反洗钱措施不到位，银行间缺乏信息沟通，公民收入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形同虚设，缺乏公民诚信记录体系，这些方面都需要进行大量基础性、技术性的制度建设工作。
推进制度改革，纠正分配失衡
上述问题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它影响了社会发展。怎么推进制度改革，纠正分配失衡？过去30年，政府管理方式、政府职能转换都没有跟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监督的权力会和资本结合，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导致对社会的掠夺。经济体制改革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在我看来，首先需要改革的是政府管理体制，特别是财税体制，这方面是消除腐败的关键，是改善公共资源分配、改善收入分配的关键。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着眼点是提高政府的透明度，扩大民主参政、引进公众监督，健全制度，改善政府治理方式。财政体制和土地收益分配体制都需要改变。还要健全要素市场监管，改革垄断收益分配，比如说资源税、国有企业的红利上交，而且在这些行业需要降低门槛，扩大竞争，推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和提高效率。
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首先有1.5亿农民工需要纳入保障范围，需要解决他们在城市安家的问题。医疗资源、教育资源分配也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且需要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这些都需要增加政府开支，钱从哪儿来？首先需要通过对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降低政府的自身消费，降低不必要的开支，减少浪费、减少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不必要的投资，用这些资源来进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同时，垄断性行业、资源性行业的收益应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最后是基础性的制度建设，比如说现金管理、票据制度、银行资金的管理、公民收入申报和官员财产申报、公民纳税体系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是推进体制改革的制度保障。如果没有这些制度保障，我们说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做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