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EU)乃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称之为“零打碎敲的社会工程”的产物。一批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心怀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的憧憬，同时认识到，这一理想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为此要设定有限的目标，调动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政治意愿，并达成协议，各国只需让出在政治上承受范围之内的部分主权。二战后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正是这样一步步转变为欧盟的——政治家们明白，每一步都是不完善的，需要适时采取进一步措施。
欧盟的缔造者们通过渲染二战的惨痛回忆、来自苏联的威胁、以及欧洲加深融合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创造出了必要的政治意愿。每一步所取得的成功，都进一步推动了一体化进程，当苏联解体后，德国统一的前景又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当时德国认为，其自身的统一只有在欧洲进一步统一的背景下实现，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他们多让出了一些利益，以帮助协调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的签订和欧元的问世，欧洲一体化进程达到了巅峰。
但欧元不是一种完整的货币：它设有央行，却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欧元设计者们十分清楚这一缺陷，但他们认为，必要时可以调动政治意愿、来推进下一步举措。然而，现实却诚非所料，因为欧元还存在其它一些不为设计者所知的缺陷。他们以为市场能够纠正自己的过度行为，因此，制定的规则只去约束公共部门的过度行为。而即便是在公共部门，他们也过于依赖主权国家的自我监管。
但由于利率趋同造成了经济上的分化，过度行为主要出在了私人部门。在经济较为疲弱的国家，较低的利率助长了房地产泡沫，而最为强大的德国则不得不勒紧腰带，来应付统一的代价。此外，有缺陷的金融工具以及糟糕的放贷行为的蔓延，也让金融部门受到了冲击。
德国统一后，欧盟一体化进程丧失了最主要的动力。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一进程走到了一个转折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后，当局不得不保证，不会再让任何一家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倒闭。而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则坚称，不应由欧盟提供联合担保，必须由各国负责本国的机构。这正是眼下这场欧元危机的根源。
金融危机迫使主权国家用本国信贷来代替业已崩盘的信贷，而在欧洲，每个国家都必须凭一己之力自救，这让人对欧洲政府债券的信誉产生了怀疑。风险溢价不断扩大，欧元区分裂为债权国与债务国两大阵营。曾经是一体化主要推动者的德国，已变成“转移联盟”的主要反对者。
这就造成了一个“双速欧洲”：债务国日渐衰落，而盈余国则稳步前行。作为最大的债权国，德国能够在援助中附加惩罚性条款，从而将债务国推向了破产境地。同时，欧元危机也让德国从中受益，因为危机压低了欧元汇率，进一步增强了德国的出口竞争力。
随着一体化进程的转向，欧洲政治当局的态度也从大力推进统一转，变成了维持现状。如今，任何觉得现状不尽人意、不可接受或不可持续的人，都必须摆出一副反欧洲的姿态。随着负债累累的国家被推向破产境地，感到不满的国家不断增多，正统芬兰人党(True Finns)等反欧政党的势力也在不断壮大。
而欧洲当局仍宣称自己别无选择。金融当局采取的措施越来越孤注一掷，以期拖延时间。但现实却背道而驰。希腊正逐步滑向无序违约和/或债务减值的深渊，这将造成无法估量的后果。
要想扭转这个看似无可阻挡的进程，无论是希腊还是欧元区，都必须立即启动B计划。希腊违约或许不可避免，但可以让它避免无序。此外，尽管一定程度的蔓延——蔓延到葡萄牙或爱尔兰——也无法避免，但欧元区其它国家必须建立起“屏障”。这意味着要增强欧元区的实力，或许是通过扩大欧元债券的使用范围，并建立一个覆盖整个欧元区的存款保险机制。
要想获得政治上的支持，欧盟自身也必须拿出一个B计划。欧洲精英必须回归那些曾引导欧盟创立的原则上来。一个开放的社会不应把现行安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一旦这些安排失效，应准许采取替代措施。
现状如今已是不堪一击，但我们应该有可能动员支持欧洲统一的“沉默的大多数”——相对于正统芬兰人党等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人数，来支持一个整个欧洲层面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让成员国各自为战。
本文作者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 Fund Management)主席、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始人
译者/云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