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现在写点关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可不容易。没人不知道债务上限这根紧绷的弦会不会松下来；如何松下来；如果不松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如果到8月3日还不能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编者注：美国东部时间8月1日晚间——北京时间8月2日晨，美国众议院以269票对161票表决通过两党领袖债务上限初步协议，该协议将上调政府债务上限2.1万亿美元，以使资金匮乏的华盛顿能够继续借钱支付账单。），那么美国国债利率可能会飙升，但也可能维持稳定（因为投资者会认为还有其他更加值得担忧的东西）。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其他机构）也可能会出手支撑市场。如果人们预期全球经济会进一步疲软，那么利率也可能会上升，而如果此时没有通胀之忧，那么投资者会更多（而不是更少）地持有美国国债。
坦白讲，没人知道到底会达成什么样的方案来提高债务上限。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该方案可能会包括削减近期支出的措施，这意味着在未来18个月里，增长会进一步放慢，失业率会进一步增加。我们还可以认为这些措施会在2013年1月结束，届时将会有新动作，抛出新措施的既可能是连任的奥巴马，也可能是新的共和党总统。
因此，我们还是把美国债务上限放在一边，先想一想债务上限僵局在过去半年以来是如何束缚住了美国政府的手脚的吧，让我们想一想到底有哪些有用的政策是应该讨论而未讨论的。
比如，全球变暖的威胁并未消除。对于这一威胁，越早准备越好。我们不应该再浪费另一个半年。
美国就业-人口比率仍然停滞不前，维持在衰退期间的极低水平。美国家庭正在竭尽全力重塑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资本投资相当健康，因此唯一能够刺激提振生产利用率支出的地方只剩下出口、政府购买和建设投资了。但我们并没有抓住实施必要措施的机会。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应该再浪费另一个半年了。
类似地，美国本能胜任其国际经济总指挥的日常职责，但它没有做到，甚至连欧盟无法处理好其缓慢发酵的债务危机时也没能挺身而出。北欧的政要们惜钱如金，支持政策大大地不给力。于是，又一个半年浪费了。
美国面临着长期和短期问题：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江河日下的教育体系，还有那功能障碍、事倍功半的医疗体系。解决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将是迈向解决美国长期财政失衡——当前税率与美国债务上限争论煽动者所欲解决的长期社会保障费用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进步。
但美国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而且已经浪费了半年——这半年本来可以花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教育改革以及医保融资方案修正来提振美国经济长期潜力上，从而大大纾解美国长期赤字问题和债务困境。
二战战备期间，丘吉尔在议会演讲中哀悼了“灾难般的这几年”——他指的是那段本应为他那个年代的大危机（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做好战斗准备但却没有如此行动的时期。在整个20世纪中——大萧条是个显著例外——美国政治体系总是能够十分出色地预见很久以后才会发生的危机，而当危机发生时，美国至少已经为此打好了应对基础。
但在第三个千禧年中，这项技能（也许只是运气）离美国而去了。在我看来，要是艾森豪威尔治下的共和党能起死回生就好了（可别是尼克松和约瑟夫·麦卡锡的共和党），这样的话，这个问题就能自动修正了。
不过，形势已经越来越明朗，问题不仅出在美国，也出在世界其他地方。自从1941年12月7日以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一直依赖某个还算胜任的超级大国的治理。这样的一个美国也许已是前尘往事了。果真如此的话，世界就需要另外的制度来管理全球事务，越快越好。
布拉德福德·德隆是前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