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用几年的时间秘密复印了8000多页五角大楼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他写出了那篇著名的《沼泽迷雾与僵化机器》（The Quagmire Myth and the Satlemate Machine，收录于1972年出版的一本文集），详细地总结了越南战争的教训。归结起来很简单：政策制定者们的行动缺乏远见。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他们都只做出了避免眼前灾难所需的最低承诺。他们只是在口头上表示乐观，却从不真正付诸行动——即便他们相信行动可能取得决定性胜利。政策制定者们仿佛悲剧般地困在了无人地带——既无法从走了很久的路线上掉头，也拿不出政治决心、迈出任何有一线成功可能的一步。最终，在经受了多年不必要的折磨之后，他们的政策还是全面溃败。
过去两年来，欧洲经历了与此类似的过程。从希腊首次显现危机的征兆，到麻烦蔓延至葡萄牙和爱尔兰，随后确认希腊无法全额偿还其债务、继而债务激增蔓延至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此过程中的每个阶段，当局一直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他们所做的只不过略微超出欧元的正统操作，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崩盘，但绝不足以打下重塑信心的良好基础。紧急峰会召开得越来越频繁，恐怕也是在所难免的。
这一过程已影响到了政策制定者们的可信度。很久以前我曾警告过一些欧洲朋友，当局在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结论时，仍然声称希腊有能力按时全额偿还债务，之后再宣称西班牙和意大利基本面良好时，将没有什么人会相信——尽管后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欧洲的银行业压力测试中，信用违约互换(CDS)超过500个基点的资产仍被视为安全，面对这样的荒唐事，市场怎能不无视监管机构有关某些主要金融机构偿债能力不存在问题的论断呢？
如今，继续过去两年那种不情不愿的渐进主义做法，可能会招致灾难。过去，我们的任务是判定哪些机构属于“太大而不能倒”，而如今，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变成：当一些因太大而救不了的债务国无法偿债时，我们该怎么办？如今的形势跟2008年秋季或历史上任何时刻相比都有许多不同。然而，熟知近代金融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曾经不可想象的崩溃，可能很快就会变得不可避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任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已经提出了解决欧洲金融问题所必须遵循的三项原则，这值得大加赞赏。首先，欧洲必须设想到欧洲货币体系若干年后的状况，再回溯到现在，决定如何去做。事实上，过去十年来，欧洲政界人士忽略了经验老到的货币经济学家的普遍观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元区各主权国家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体系和银行监管机制，将给单一货币带来压力，使其难以为继。欧洲货币联盟的状况，恰好验证了已故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的名言：“在经济学中，问题酝酿的时间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而爆发的速度则比人们的想象要快。”欧元体系的问题也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
如今，已不可能再回到危机爆发前的状况。目前，欧洲货币联盟内部的市场自律显然不够有力和可信，无法确保金融的健全运转。同样明显的一点是：当银行和主权国家政府找不到最后借贷者时，就很可能爆发自我实现的信心危机。欧洲央行(ECB)、各国金融和监管机构以及欧盟(EU)官员们承担的职责或许有所不同。但如今，要想让欧元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就必须同步加大核心金融承诺力度，致力于实现各成员国的金融稳定，并削弱其金融自主性。
其次，拉加德明智地指出，欧洲各银行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十分严重。即便对主权债务和增长前景的看法相对乐观，我们也必须承认，欧洲各银行眼下面临的问题，与2008年夏季美国各银行的问题同样严重。不幸的是，欧洲许多银行的规模比所在国经济规模要大得多。现在，是时候开展切实的压力测试了，然后通过私人资本市场筹资（如果可能的话），必要的时候求助于公共注资。再拖延下去，私人资本市场将完全关闭，紧张的管理层将收紧信贷，而那个时候收紧信贷，恰恰最有可能损害经济前景。
第三，与自己的前任一样，拉加德打破了IMF的正统做法，她指出：面对经济大面积停滞，需要采取扩张性的政策。过去的几个月里，扩张性财政紧缩这一看似矛盾的政策不断遭到质疑。欧洲需要一种增长策略。但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多数债务国，都必须严格履行最终削减赤字的承诺。某些国家屡次背弃承诺，声誉扫地，已到了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地步。但欧洲只有实现了经济增长，才能解决自身债务问题，并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这需要同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最后一点是美国近年来的宝贵教训。2008年危机爆发一年后的2009年年底，尽管信贷息差和资产价值已恢复到正常水平，金融体系也恢复了正常运转，但需求不足仍在持续抑制增长。尽管单个家庭或国家可以通过少花多存来改善财务状况，但所有人同时努力削减开支，就意味着所有人的收入都会下降，最终总储蓄额也会减少。德国特别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其他欧洲国家减少借贷量，那么德国的贷款量也会随之减少，这样算下来，德国的贸易顺差也将减少。
如果无法就欧洲的下一步打算达成清晰共识，这会议就将是一个失败。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月前推动拉加德当选IMF总裁的那些欧洲国家，如今已拒绝了拉加德的几点重要建议。在正常情况下，人们应礼节性让欧洲当局自行解决欧洲的问题。如今，这些问题已经有可能危及全球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国家都有义务要求欧洲找出一条可行的出路。如果找不到，丘吉尔的那句名言就将得到再次验证：“缺乏远见、在行动可以单纯且有效时缺乏行动意志、缺乏清晰思考、各种意见莫衷一是直到大难临头，直到自我保护逼近极限——这些都是构成历史不断重演的特点”。
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