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前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Summers）在今年的IMF会议上颇有想象力：他说，各国政府的做法，就好比是病人明明是脏器问题，却在给他治脚踝。萨默斯是在批评欧洲将注意力集中在希腊问题这样的次要问题上，而更危险的失衡——北欧和南欧之间的失衡、鲁莽银行债权人与监管不力的政府之间的失衡——却在一天比一天更严重。
但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人就找不到任何自命不凡的理由了。萨默斯的比方同样可以用来形容美国——美国人一直把焦点放在社保的长期筹资困境上，而对美国宏观经济和失业危机视而不见。
当前，美国政府的30年债务真实（经通胀调整的）利率为每年1%。假设未来两年美国政府多借5000亿美元，并将这笔钱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即使这些投资并非生产性的，其社会回报率只有每年25%。假设——目前看来正是如此——简单凯恩斯政府支出乘数为2。
这样，未来两年5000亿美元的额外联邦基础设施支出将产生1万亿美元的额外商品和服务产出，创造大约700万人年的额外就业机会，将每年的失业率降低2个百分点。此外，随着就业人口的劳动力附着效应收紧，失业率将在无穷期的未来中下降0.1个百分点。
可观的好处还不仅于此。更好的基础设施将意味着每年多产生200亿美元的收入和社会财富。未来更低的失业率将意味着年产量提高200亿美元。而额外产生的1万亿美元商品和服务中有一半会表现为美国家庭的消费品和服务。
总结一下好处：提高现在的就业率、未来2年内产生5000亿美元额外商品和服务消费、此后每年4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流和产量增加。那么，未来两年内增加5000亿美元基础设施支出的潜在成本又是多少呢？
首先，5000亿美元额外政府支出可以用税收增加额抵消3000亿，这笔税收增量来自更高的经济活跃度。因此净结果是国民债务水平将上升2000亿美元。美国纳税人因此必须在未来30年内为这笔增加的债务付出每年20亿美元的真是利息，然后偿付2000亿美元本金或将债务展期。
但是，经济活动每年提高400亿美元会产生大约1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收入。用其中的一部分来支付债务的真是利息，并将剩余部分储蓄起来，这样，在债务到期时，由更健康的经济所产生的来自税收的储备将足以偿清增加的国民债务。
换句话说，纳税人将是赢家，因为更健康的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将补偿增加国民债务的利息成本而有余，从而使政府有能力在不提高税率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服务。企业也是赢家，因为商品和工人将能够使用改善的基础设施。失业者也是赢家，因为不少人将得到工作。甚至债券投资者也是赢家，因为他们拿回了借出去的钱，而且还获得合同中规定的利息。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吗？没有。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这样说？我可是个经济学家，这个“沉闷科学”的教授，在经济学看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好处就必有相应的成本，那些听起来难以置信的好事几乎无一例外真的不是好事。
但今天的情况有两点不同。首先，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大失灵，以至于扩张的政府支出不会给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带来资源成本。其次，债券投资者在现实中是很愚蠢的。如今，标普500指数可以产生7%的年收益，因此理应无人问津美国政府的30年经通胀调整的债券——收益率只有每年1%。这6个百分点的预期真实收益率差额便是债券投资者不同寻常的非理性恐慌的写照。他们愿意为“安全”付出每年6%的利息。
不过，眼下美国政府可以仅凭印债券创造“安全”。于是，政府也是赢家，它可以在未来30年内将每年6%的价值收入囊中。那些现在自视为赢家的债券持有者很可能会在2011—2041年期间看到自己的投资组合表现奇差无比，为现在的策略后悔不迭。
布拉德福德·德隆是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民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