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的温州版回放?
2008年秋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高级阁员们，包括美国联储主席伯南克、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保尔森以及美国证监会主席，面对着一项“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Impossible)。是否救助那些对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推波助澜，在美国房地产泡沫中大获其利，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后濒临破产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
一方面，这些银行一手制造的美国房地产泡沫，给广大美国居民、消费者带来重大冲击，并严重扭曲了美国以及全球市场的价格信号，扰乱全球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许多金融机构高管在此期间变得富可敌国。似乎政府不需要，更不应该去救助这些“金融罪犯”们。
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真正担心的是银行相互之间的依赖关系和社会上其他企业对于银行信贷创造的依赖。如果一旦放任某家银行破产，那么和这家银行发生业务往来的其他银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严重冲击，也可能面临更大的破产风险。一旦某些银行破产，可能引发的银行挤兑有可能压垮其他原本比较健康的银行。一旦银行停止贷款，众多企业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冲击和影响。
在痛苦的讨论后，美国政府决定高调出手救助银行。直接好处是在短期内遏制了股市和债市的急剧下滑，并可能挽救了全球的金融体系不至于瞬间崩溃。但一两年后，监管者发现当初获得救助的银行在给自己高管和员工发放了高额奖金后，其他行事方式和金融危机前并无两样，反而是在被救助后，越发有恃无恐，进行起更多的“魔鬼交易”了。全球金融市场也随着一起坐上不止一次的过山车，金融体系又一次被推到了危机的边缘。
所有这一切，好像在三年后的温州又在以惊人相似的方式在重新上演。只不过，这次的主角由华尔街的高管变成了温州的民营企业老板。和华尔街进行高杠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不同，温州商人进行的是更直观的投资，加工制造企业。但随着今年来出口海外需求逐渐减弱，出口越来越难，越来越多的温州商人选择了向金融市场进发。房地产，私募股权投资，小额贷款公司领域都出没着精明，团结的温州商人的身影。温州商人自己也很无奈：“投资实业回报这么低， 银行存款利息这么低，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选择高收益的投资机会呵。”这和华尔街高管在接受美国国会调查时所给出的“我们也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提升股东价值”的辩解，又何其相似？
不但如此，温州商人们更是积极推动金融创新，在各个企业之间形成了“联保”体系。一干企业形成一个信用联盟，一旦一家企业需要获得贷款（其中不排除有高利贷），其他企业都会愿意为其提供信用担保。一旦一家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及时还贷，“联保”体系的其他企业会向其提供帮助，甚至承担起为其偿还一部分债务的责任。
至此，温州商人已在其民营企业的基础上，构建起了一个以民营企业为基础和依托，投资于各个金融市场的巨大金融王国。这一金融王国的主营业务，就是以实体企业为抵押或资产，通过激进地获取银行贷款和其他形式的融资（包括高利贷），进行风险更高，故而收益也更高的投资项目。国内一轮轮的楼市热，股市热，PE热，艺术品热，矿产热，林权热，据说背后都有由此而来的实业资本转型而来的金融资本的推手。这一循环，让人不免回想起美国房地产危机过程中资产支撑证券（ABS），通过提高信用评级，获得更廉价融资，进行更激进和更高杠杆化投资的轮回。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资本逐利，本无可厚非。但企业一旦陷入困境，雇员，债主，银行，地方政府，都突然发现自己处于风险的风口浪尖上，而完全没有意识。这一由实业企业转型而来的金融帝国，也在发展过程中构建了另一项极具价值的资产，网络的信用。
各国银行体系之所以在金融海啸即将灭顶的时候，还敢于理直气壮地和监管者讨价还价，靠的就是他们网络信用的价值。中国的老话有“舍得一身剐，要把皇帝拉下马”的说法。金融机构这种让我倒闭，我就拉垮整个金融体系的，大而不倒(toobigtofail)的气概，其实才是它们信用网络的最大价值。
与此同时，温州商人的联保体系，在危机将现苗头的时候，已经显现了它巨大的能量。一家企业的倒闭，已经不是一家企业单独的事，而是迅速波及到几家企业，成为整个行业的事，成为农民工的事，成为银行的事，成为政府的事。这不正是遵循了好莱坞大片“华尔街2：金钱无眠”的剧情吗？
面对2008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出手了，欧洲政府出手了。金融机构们获救了，金融高管重获高薪了，银行开始裁员了，银行信用停滞了。经济反弹了，经济又回落了。金融危机得到了缓解，金融危机又突然重现了。民众们非但不领情，还推出了“占领华尔街”运动。
2008年以来，有太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这一次，我们对温州金融危机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