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经济秩序正在我们眼皮底下形成，这个新秩序包括了西方旧势力和新兴世界新势力越来越快的趋同。但这一趋同的推动力与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指出旧秩序不再适用时所设想的不同，它们有着令人不安的潜在影响。
几十年来，许多人对西方主导全球经济体系程度之深大为失望。从多边组织的治理到金融服务的设计，全球基础设施都按照西方的利益在建设。尽管改革的呼声很高，但西方国家一再拒绝认真实施会造成其好处实质性受损的措施。
在极少数情况下，西方国家的抵制没有达到效果，但即便如此，变化也是缓慢而轻微的。结果，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体系中本因由它们任意使用的“集体保险”（poolinsurance，特别是在急需的情况下）失去了信心。
新兴市场心态的这一变化被20世纪90年代末及21世纪初爆发于亚洲、东欧和拉美的金融危机强化了，这些地区中的很多国家对西方设计缺陷明显的不给力的反应机制十分失望。新兴市场经济体所信任的双边援助和IMF等多边机构摇摆不定，这使得它们——在亚洲的带领下——开始持续地推动金融自力更生。
在成功地克服了痛苦的危机管理阶段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积累起了以前不可想象的国际储备，一次作为预防性缓冲。它们通过创造和持续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还清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债。它们还扩大了国内金融中介的规模与范围，以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新兴世界的这一发展趋势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西方，蜂拥出现的是全所未有的高杠杆、大规模债务创造以及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信用福利。在金融创新、贷款标准下降和审慎监管取消的推动下，金融过剩在西方成了常态，而不是例外。
突然间，世界来了个天翻地覆：“发达”国家出现了巨额赤字，有的还从净债权人变成了净债务人，而“贫穷”国家出现了盈余并积累起了巨额外部资产存量，包括对西方经济体的金融权利。
这些国家似乎都不清楚，它们的分道扬镳最终助长了全球失衡，引发了动摇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根基的金融危机。
不存在完全重建旧秩序的可能。西方国家复苏疲软，经济前进一步后退两步，失业高企，债务忧虑陡增，特别是在欧洲。事情发生戏剧性转变后，事实上现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得担心自己的信用评级了，而与此同时，不少新兴经济体的评级在持续上升。再想想现在，西方代表团前往新兴国家毕恭毕敬地恳求金融支持（不管是直接支持还是通过IMF支持）的情景吧。
乍一看，西方和新兴国家之间的反常趋同似乎反映了新国际经济秩序鼓吹者的观点。但表面可能会误导人们认识本质，在这个问题上尤是如此。
新秩序鼓吹者设想会出现有序过程，经济趋同伴随并刺激全球经济增长。他们预计，会出现依开明政策指导的合作过程。但事实与他们所预计的大相径庭，且显示出更多的不可预测性。
西方决策者并没有表现出开明的领导力，反而一直不能直面事实，他们的反应混合了否认、错误诊断和有害无利的扯皮，使人难以摸着头脑。眼下，全球变化远远称不上有序，而是受着一批无序推动力的推进，比如由欧洲的深度金融危机引发的去杠杆化和无法重塑持续GDP高增长率和就业创造的美国。
多边机构（特别是IMF）的反应是为欧洲注入无限量的资金。但是，这批官方融资并没有扭转无序去杠杆化状况并鼓励新的私人投资，只是将债务从私人部门移到了公共部门。此外，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注意到，和20世纪90年代及21世纪初它们所得到的资金相比，如今注入欧洲的数千亿美元所附带的条件可要宽松多了。
幸运的是，尽管在这一系列（越来越无序的）全球变化中，决策者始终落后于时代，没能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但现在迎头赶上还为时未晚。但这样做不但要求欧洲和美国的国家层面决策有所改善，还要求对多边体系及其主要机构进行刻不容缓的深度改革。这一过程要求联合领导——新兴世界应该获得与其西方和作者真正平等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