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评为25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年轻（45岁以下）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劳动经济学，这也是美联储主席耶伦（Jannet Yellen）进入美联储前的主要研究方向。由澳洲到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不久，沃尔夫斯就与耶伦相识。他回顾道，当时我在作我的第一个经济学陈述，主题为人们更愿意决策者（央行家）降低失业率，而非对抗通胀。“她在讲台下聆听，不时点点头、微微笑，似乎总能保持和善的表情”。
这对忘年交时至今日仍然能以名字（而非姓）相称。1月底，沃尔夫斯在美国国会作听证，题为“就业和健康的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状况正是当前一枝独秀的美国经济仍然存在隐忧的一大领域。在逐渐回升的通胀率之外，就业状况是美联储何时启动加息的另一大决定性因素。
沃尔夫斯有一位未正式成婚的伴侣——斯蒂芬森（Betsy Stevenson），她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三位成员之一。对于这样一副“重担”，沃尔夫斯的选择是暂时离开所执教的密歇根大学，到华盛顿一家顶级经济智库工作，他解释这是为了经济学抱负，也为了他们的孩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可以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他曾公开表示危机后政府的财政刺激规模不够大；奥巴马政府对于制造业的支持有些过度，“我到过工厂，完全没有任何想让我的孩子在那里工作的愿望”。
财新记者在近日采访了沃尔夫斯，听他解读美国的就业谜局，也窥探他的“家庭经济学”。
婚姻经济学
记者：在《澳洲金融评论》上有一篇关于你的特写式文章，其中提到不少你对婚姻的独特看法。你怎么看待婚姻？
沃尔夫斯：在一个经济学家眼里，婚姻本质上就是一纸契约——一个“一刀切” 式的合同，对于合约关系里的职责——谁做家务，谁带小孩——并没有规定说明。所以我和贝茜（注：斯蒂芬森）就拟定了我们自己的合同。
整个社会对婚姻这项契约的理解正在逐渐改变。上世纪五十年代，人们仍将婚姻主要视为在生产、生活方面的互补，夫妻双方结合在一起会比各自为战更有效率：妻子居家，成为家务活方面的能手；丈夫外出工作，在与外部市场相关的活动上更为专精。
这样的专业化分工能够带来较大的回报，这也就意味着事业能力更强的丈夫会想要迎娶能够提供更好的家务支持的妻子。这个关于婚姻的基本模型来自于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Gary Becker），也是很多经济学家长久以来的想法。
但是如今，世界正在改变。对女性的歧视逐步减少，妻子应该待在家做家务的观念不再那么天经地义了。科技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家务分工：手洗衣服本是有些难度、比较专业化的，现在被洗衣机所替代；我们厨房里的半成品食物也日益增多，这意味着我们中的很多人只需把食物加热就行了，不再需要一位厨娘亲自做饭。
全球贸易的发展使得我们的很多衣服都是在中国生产的，也就没必要娶一位会缝纫的女性伴侣了。而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回报也大大提高。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婚姻是关于男女分工协作、提高效率的老观念正在淡化。而在类似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尤其如此。
记者：那么在今天，婚姻的驱动力是什么？
沃尔夫斯：你会看到城市和农村在这一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别：中国的农村地区很可能还是以前的模式。
但总的来说，我们现在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不再需要为了在生产方面互补而结婚，更多地是为了一起干一件事情、为了快乐。如果你比较浪漫，可以称其为爱情。
婚姻成了为共同的兴趣和所爱而搭建的一个平台——从一起去看电影这样的小事，到共同抚养孩子这样一个大工程。随着社会进步，人类愈发发现有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至少在美国，夫妻双方正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孩子身上，而且是夫妻双方一起。
所以，婚姻这一古老的契约制度正在发生改变。这也改变了人们对于理想伴侣的看法：男性不再希望找到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而是希望找到一个灵魂的伴侣。因此我们这代人的婚姻跟我们父辈的婚姻迥然不同。
记者：你和你的另一半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的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沃尔夫斯：我和贝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尽管我们并没有正式结婚。她在生活中的角色就与我祖母在婚姻中的角色完全不同。我俩各自都参加工作，都是经济政策领域的参与者。
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追求共同的兴趣爱好，这包括养育我们的孩子，和讨论经济问题。老实说，同一个经济学家“在一起”，很可能要比与其他人“在一起”更加耗费脑力。
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经济议题占据——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都不断互相交流各自的经济学看法。我觉得最后的受害者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她们在成长过程中被“灌输”的经济学理念可能会多到不健康的程度 。
记者：所以人类未来的婚姻一定是男女双方更为平等的？
沃尔夫斯：当然如此。事实上贝茜现在是总统的经济顾问之一。在她担任这一职务的这两年，我选择暂时离开我在密歇根大学的教职，同她一起搬到了华盛顿，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院这一经济智库里工作。
这是一个关于男女（夫妻）平等的故事，这一平等当然也是有经济根据的：在今天，男方为女方的事业做牺牲远比过去更有意义。
美国劳动力市场谜局
记者：美国目前是全球状况最好的经济体，劳动力市场恢复的情况怎样？是否存在隐忧？
沃尔夫斯：到2014年底，美国失业率已经下降到5.6%，如果保持目前的就业增加速度，失业率会在2015年年中下降到5%左右。这一水平被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接近“充分就业”水平。
然而，就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出现快速攀升，目前仍在59%，低于危机前15年大体徘徊在63%的水平。这反映了此次危机后劳动参与率大幅下滑，而且该指标目前仍未出现反弹。换句话说，长期失业人口大大增加。
记者：在你看来直接的原因何在？
沃尔夫斯：一部分原因是人口史方面的。2008年不仅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年份，也是婴儿潮一代最早一批人的62周岁年份（62岁是目前美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下限）。这一大批人在那时开始退休，未来15年内这一活动仍然会继续拉低美国就业率。
另一部分则是危机的持续影响，也事关政策。我曾研究过劳动力市场制度会怎样影响不同经济体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反应。失业保护措施使得一个经济体内更可能出现长期失业人口，后者则会让经济体在遭受冲击后复苏更为困难。
人们普遍认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但是此轮危机后美国的长期失业率一直很高，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看起来有点像欧洲的了。
记者：危机前后的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沃尔夫斯：历史上，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较为灵活，每个月都有逾百万人失业和就业，丢掉工作并不是一个灾难，因为有很多再就业机会。因此5%失业率的负担较平均地分配于不同的失业者。
但是在2008年危机之后，失业的负担变得更为集中，平均失业时长由危机前的15周上升到2008年后的超过30周。较长期的失业导致失业者逐渐丧失技能、人际联系，乃至对工作甚至生活的希望，甚至有可能导致一些失业者永远不会再重返工作岗位——除非政府提供很大力度的再就业帮助。
因此从理念上来说，与其让一小部分人长期失业，不如有一样的失业率，但是让很多人轮流失业（工作）一小段时间。
记者：对此局面，合理的政策应对是什么？
沃尔夫斯：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紧急失业补助》（Emergency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延长了失业者可以享有失业保险的周数。一些研究显示这帮助长期失业者停留在劳动力市场内——支持他们的找工作努力。
我建议国会考虑将这一机制变成自动的：只要当长期失业人口达到一定水平，这样的再就业支持项目就自动启动。这样一个机制化、公式化的方式既能保证其推出不因为国会的审议通过行为而延迟，又能保证在就业状况改善时该支撑会自动退出。
事实上在经济下行期，这样一个逆周期的支出（支持）方式应该不仅限于就业支持领域，也可以适用于基础设施更新建设等方面。危机后的经验已经证明依靠美联储在零利率环境下管理经济周期有很大的缺点和负面作用。
这样一种措施能保证不受立法、或是政府决策的拖延，在一个经济体最需要周期性下行支撑时提供及时的财政刺激。
财新记者黄文辉对此文亦有贡献
(编辑：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