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的经济萧条在8年之后继续恶化，复苏的来临仅仅依靠二战所提供的大规模经济刺激。当复苏最终来临，大部分欧洲和亚洲土地已经沦为废墟。
当前的世界局势没有那么可怕，但存在相似之处，尤其是相比1937年。与当时一样，现在人们已经长时间感到失望，许多人甚至绝望。他们越来越害怕自己未来长期的经济状况。这种恐惧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击可能是近期乌克兰战争的最终原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的数据，乌克兰和俄罗斯2002-2007年间均实现了强劲的增长，5年间乌克兰实际人均GDP上升52%，俄罗斯上升46%。然而这已经成为历史，去年乌克兰实际人均GDP增幅只有0.2%，俄罗斯只有1.3%。这种失望所造成的不满也许可以解释乌克兰分裂主义者的愤怒、俄罗斯人的不满，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之所以决定吞并克里米亚和支持分裂势力。
不单单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金融危机以来这种由绝望所产生的不满有一个新称谓，叫做“新常态”(new normal)。这个名词是由债券巨头PIMCO创始人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所提出来的，指的是长期黯淡的经济前景。
1937年之后的绝望情绪也催生了一些类似的新名词，比如“长期停滞”(secular stagnation)，指的是经济长期萎靡不振。“长期”(secular)一词来自于拉丁语，代表一代人或一个世纪。“停滞”(stagnation)意味着沼泽，引申为致命危险的温床。20世纪30年代末期，人们同样担忧欧洲所弥漫的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当时已经造成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崛起。
1937年还有一个突然流行的词汇是“不敢消费主义”(underconsumptionism)，指的是人们担心未来生活更加艰难而过度储蓄。而且，人们的储蓄意愿超过了可以获得的投资机会。其结果是，储蓄意愿不会增加总储蓄并以开办企业、建设和出售新住宅，诸如此类。尽管投资者可能会推高现有资产的价格，但他们的储蓄行为只会让经济放缓。
“长期停滞”和“不敢消费主义”这些流行词汇透露了人们内在的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抑制支出，不但进一步强化了经济的疲软，而且激发愤怒、低容忍度和暴力倾向。
在本杰明-弗里德曼(Benjamin M. Friedman)的杰作《经济增长的道德后果》(The Mor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Growth)中，有大量例子显示经济增长下降带来低容忍度、激进的民族主义和战争，虽然具体表现各不相同、有时候会有很长的滞后。他的结论是：“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意义不单单存在于个体生活的实际改善，还在于它塑造了人们的社会性、政治性以及最终的道德性特征。”
有的人可能会怀疑经济增长是否真的如此重要。许多人可能会说，我们过于上进了，应该多加休闲，提高生活质量。也许他们是对的。
但其中真正反映的是自尊和攀比心理(social-comparison)。根据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 (Leon Festinger)的观察，这是人类普遍的特征。许多人可能会否认，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一直在将自己与别人比较，希望能够“往高处走”。如果休闲意味着无所事事、比其他人失败，人们绝对不会感到快乐。
我们之所以希望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和平和宽容，正是基于人们将自己与他人对比的倾向，不单单是对现状的对比，也包括他们对过去记忆中的人们以及自己的对比。弗里德曼指出：“很显然，任何方法都不可能让大部分人比所有其他人生活更好。但让大部分人生活好于他们的过去是可能的，而这正是经济增长的意义所在。”
因为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行为对其实施的制裁将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可能造成整个欧元区以及更广地区陷入衰退。这将会给世界带来不满的俄罗斯人、不满的乌克兰人和不满的欧洲人，而后者对和平民主体制的信心和支持力度将会减弱。
尽管对于国际侵略行为，某些类型的制裁看上去是必要的，但我们必须警惕极端的或惩罚性的措施所伴随的风险。欧洲完全应该就结束制裁达成协议、将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并以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来配合这些举措。这些对于妥善解决当前的冲突缺一不可。
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系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