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贫困”不仅存在于非洲的旷野上，也存在于土博们的职场里。
2012年，拥有康奈尔大学应用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张晓波教授作为国家“”人才被引进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任教。在此之前，他已经在以“寻求根除饥饿与贫困之良策”为宗旨的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工作了14年。
张晓波教授是著名的发展经济学与农业经济学家。他先后在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等权威英文期刊和《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国内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了《中国产业集群的演化与发展》、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conomics of China, Narratives of Chinese Economic Reforms: How Does China Cross the River?、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Trends, Explan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Governing Rapid Growth in China: Equity and Institutions等多部学术专著。在这些研究中，张晓波教授展现了他关于“贫困”、“发展”、“转型”、“创新”的精论与灼见。
如今，从田野和研究室回到讲台的张晓波教授更加关注另一个被认为处于“饥饿”与“贫困”的群体——“土博”。
“土博”是“中国本土培养的博士”的简称。无论是自嘲还是戏谑，如此字眼儿多少带有了些对群体现状的不满与无奈。早在2010年，中国就已经拥有258950位博士生，超过了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在继续“高歌猛进”的5年之后，中国科学院主管的《中国科学报》也在《深度：被“歧视”的博士生就业》一文中坦承，“我国高校培养出的本土博士求职形势越来越严峻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面对中国本土经济学博士的培养与就业中出现的“论文署名”、“学历出身”、“年龄门坎”等“玻璃天花板”，身为资深“海归”的张晓波教授在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15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接受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的专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问题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以下简称“CEN”）：请问本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为什么将“博士生的培养与就业”作为经济学院长（主任）联席会议的主题？
张晓波：因为我回北大这几年感受到中国博士生的培养和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一方面，国内越来越多的学校不再招国内的博士；另一方面，国内的大学培养的博士生越来越多。很多大学一个系每年要招五、六十个博士，而国外很多一流大学一个系一年也只招几个博士生。
供给大于需求这就导致博士生找教职难的问题。一旦学生意识到自己博士毕业后找不到教职，只能去业界，他就会去公司开始实习，对修课和做研究失去兴趣。连在北大我看到不少博士生去公司实习的情况。我感觉博士生花大部分时间去实习是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大学招收博士生是来做研究的，但如果他们中间大部分却去实习，那他们和本科毕业生又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值得从教育体制上去反思的问题。
CEN：您认为中国博士生教育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差距在哪里？
张晓波：首先，我觉得应该看到进步。中国和欧美国家在博士生培养的差距确实越来越小了。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的时候，博士生的培养几乎是空白，由于文革没有几个老师有博士学位。现在高校里大部分老师具有博士学位。从这一点来看，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很多问题也很突出。除了上面提到的博士生的招生数量过多之外，还有制度设计上的不合理。
比如而在中国，许多学校规定只有正教授才能资格做博士生导师。但是，很多正教授都已经过了研究的鼎盛时期，不再积极的做研究，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培养学生。
年轻教师正处于学术事业的上升期，很希望和博士生一起去做研究、出论文。但是，在中国目前的大学学术体制下，这些年轻教师是没有资格指导博士生的。
在国外就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在国外的大学里，博士毕业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都有资格指导博士生。而且很多的学生更倾向于去请研究上活跃的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作导师。
我经常听到很多学生的抱怨，“老师不管学生”。学生从老师那儿得不到指导，更加丧失了研究的兴趣。没有办法，只能去实习，而实习占用了大量的研究时间，导致论文写不出来，教职的路就彻底堵死了。毕业后就只能去找业界工作。
CEN：在制度设计上，除了博导资格的不合理限制，还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张晓波：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考核机制，具体表现在论文的署名问题。
目前教育部考核各学科时只数各大学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的论文篇数。教育部控制太多的资源，而分配资源时又按照各种各样的考核打分来进行。大学没有办法只能围着教育部考核标准的指挥棒转。按照国内的习惯，年轻的博士生要想发表论文，就一定要署导师的名字。如果只有两个人名字还好办，一个第一，一个通讯作者。但如果三个人或者三个以上，署名排序就成了问题？比如刚才讲到博士生和年轻老师合作的问题。因为年轻老师没有博士生导师资格，学生怕自己的导师刁难，往往要加上导师的名字。这样一来，年轻老师如果只得到一个第二作者，他的科研成果又不算，所有也就没有动力去和博士生一起做科研了。
这个问题在和国外的学者合作时，更加凸显。国外经济学的论文署名一般按照姓名的首字母排序。而中国学者（很多字母上排序本来就很靠后，比如张）上来就要第一作者。这样的话，谁还愿意和你合作呢？所以，国内的论常常由个人或两个人合作完成，三个人或以上的明显减少。和国外的论文相比，中国经济学领域中文论文的合作程度就很低。学者之间的合作精神很不足。
但是，现在研究经济学需要的数据，跨学科知识和工具越来越多。一个或者两个人很难完成一篇高质量的论文。因此现在的经济学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越来越需要多个学者之间的合作。但是，由于国内目前激励机制的原因，导致中国经济学界发表的论文数量虽然很多，但是高质量的论文并不多见。
在国外大学的好坏是市场来评价。政府部门不去评估大学。大学办的好不好，大家很容易的看到。如果一个学校的博士生可以去著名的高校教书，说明这个学科学术地位高。同行之间对哪个学校哪个老师做得好是非常清楚的。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上面所说的问题，就要减少教育部对大学的评估，让市场来说话。这样才能改善学术激励机制，使学生老师更好的合作，从而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
有信心
CEN:目前国内高校在招聘教师时，对于土博和海归的评价方式上会有不同吗？
张晓波：这正是我呼吁改革的。现在不少学校自己设立门槛标：“只收‘海归’，不收‘土鳖’”，这是不对的，也是没有信心的表现。英雄应该不论出身。对待年轻学者，应该看他的学术水平，而不只看他的毕业学校。学术水平高的国产博士生也应该得到和海归同样的机会。
在美国，一个博士，不管哪个学校毕业，如果能够在顶级期刊比如JP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或AER（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一篇篇论文，大学的教职立刻就找上门儿来了。至少在美国的大学在录用人是没有像中国高校那样设置“只招海归”这样的非常歧视性的门槛限制。
其实，国内培养的博士生有的学术做得很好。国内大学的大门对优秀的本土博士应该是敞开的。这样他们才能看到希望。如果最优秀的本土博士生都看不到做教职的希望，就不得不去实习，最后进入业界从事一般工作。这是对人才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是非常可惜的。
CEN:中国的博士生录取制度会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之后的培养问题？
张晓波：现在中国的博士生录取方式已经很灵活了。以前，博士的招生几乎全是靠考试，而现在通过考试录取的博士生人数只占到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很多学校通过夏令营、导师直接推荐等方式，来直接录取博士生。博士录取的渠道已经实现了多样化。因此，我觉得中国博士生的录取制度并不是个大问题。但在量上，许多学校招的博士生太多。
CEN:在课程设置上，中国大学和欧美一流大学相比有何不同？
张晓波：我觉得在课程设置上国内的重点高校已经和国际很接轨了。比如 “八高”（注：三学期的“高级微观经济学”课程、二学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和三学期的“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在中国经济学界习惯称为“八高”），北大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等早就已经实施了。再加上现在国内很多高校，博士生课程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甚至采用英文授课。一些大学还鼓励学生出去学习交流一年。比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资助所有的博士生出国交流一年。总起来说，学生受到的专业训练和国外相比，差别是越来越小了。
CEN:现在博士生就业难是一个大家十分关注的问题。您觉得这是学术市场自身运作的结果，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晓波：这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经济学本身就是研究供给和需求的学问。刚才讲到体制因素是影响供给和需求的重要因素。另外市场信息不对称也是非常严重的。
从供给方面来说，我在年会上听到有的经管学院每年要招收上千个研究生，上百个博士生。这规模明显是太大了，亟待减少。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学校采取了措施来应对这种情况。比如厦门大学规定每个学院招收博士生时，需要向学校缴纳一部分费用，这就是用一种经济方式来限制博士生的招生人数。毕竟，如果培养了大量的博士生却“卖”不出去，这对每个学校来说也是很头疼的问题。
从需求方面来说，其实博士的需求量从短期来看是很大的。很多高校，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高校，需要大量的博士。但是，因为缺少平台，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机制，这些学校并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合适的博士，而博士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工作。可以说，虽然经济学家研究市场，而经济学者本身就业的市场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希望今后以后可以通过中国经济学年会来搭建起这样一个平台，使中国经济学年会不仅仅是思想交流的平台，也是人才的市场。博士生也要将眼界放宽一些，不只盯着北上广。二、三线城市的大学对本土博士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CEN：您曾经长期在国际机构工作，请问国内培养的博士在国际机构中的就业情况如何？
张晓波：现在中国培养的博士到国际机构工作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比如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几乎每年都至少有一个学生毕业后应聘到世界银行、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就业。还有的学生能够应聘到国外大学任教。
这些国产博士的表现和国际一流大学的毕业生相比毫不逊色。因为这些机构都是全球招聘，他们能够应聘成功，说明他们的学术水平完全能够胜任相关的工作，也足以和欧美名校的毕业生竞争。我希望将来更多的国产博士可以到国外的大学教书，到国际机构工作，这样才能真正展现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水平。
CEN：除了高校和研究机构，进入企业是否也是博士来为就业的一个趋势？
张晓波：在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企业对经济学博士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需求。这也反过来要求学校在培养学生技能方面做相应的调整。未来，懂得计算机和大数据挖掘的经济学者一定会越来越受欢迎。在分析大数据时会遇到许多新的问题，比如数据怎么提取，内存怎么优化处理？。很多企业需要既懂数据又懂经济的人。而这样的人现在极其短缺。
在这方面，中国人是有优势的。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有理工背景。加之现在中国各行各业的微观数据越来越多，，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很多。所以，如果博士生能够找准研究方向，善加利用数据，可以做出一流的研究成果
有出路
CEN：您觉得“土博”如何才能提高竞争力？
张晓波：一方面，学校或学院要通过制度改革等方式帮助自己培养的博士生，为他们创造发展空间，提供发展机会。首先，要降低博导的门槛，使更多优秀的助理教授或者副教授有机会指导博士生。其次，要注意减少博士生的招生数量。
另一方面，博士生自己静下心来好好去做学问，不要三心二意。不要一会儿要去经商，一会儿做公务员，这样到头来哪个也做不好。作为年轻人，如果真的想做学问，就要找准自己的兴趣点，执着的去钻研，总有一天会做出来成果。
总体上来说，整个国内的研究的水平一直在不断提高。很多国产的博士生既勤奋，又聪明，既具有很好的语言能力，又了解中国的本土情况。我相信，未来本土培养的博士中会涌现出很多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
在访谈中，张晓波还多次提到了自己对青年经济学者一些希望和告诫：
拒绝方法绑架。任何的学科的方法和理论都有一定的适用阶段。有时候，当大家都觉得以前的理论已经过时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个新的理论出来，大家都会过度反应。比如RCT（随机对照试验）理论刚刚被提出的时候，大家都惊为天人。甚至有的学者过分追求RCT，能用RCT研究的课题就研究，不能用RCT研究的课题就不研究。这种行为就如同“刻舟求剑”，被方法限制住了，把方法和目的混淆了，造成了“本末倒置”。一方面，因为生活中能用RCT研究的问题毕竟是有限的，有些还是不重要的。另一方面，任何事情如果被说的极端了，就一定会出现问题。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界就渐渐发现RCT有很多缺陷，比如不能推广的问题。在研究上，应以问题导向，切忌被方法绑架。当然问题选定以后，应该尽量去应用最好的方法。在上学期间还是要尽量将所需要的工具学好的。
切忌跟风盲从。如果各种杂志都在发某一类题目的论文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不要盲目跟风。否则，这就和投资股票是一样的道理，要在股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能够预见它未来会升值。一旦股票暴涨，再进去可能就晚了。做研究和投资类似，就是找到未来的增长点，而不是当下的最热点。
注重综合发展。一方面，经济学者需要与时俱进。五十年前，研究经济学并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是现在，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仅需要懂得数学，还要会计算机，英文要好，交流能力要强。这是十分难得的。未来，只有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学者冒出来的机会可能更大。做研究最重要的是发现问题。如果一个经济学者不能从纵向的历史和横向的世界去看待问题，就没有大局观，对问题的判断能力可能就比较差。因此经济学家不仅要关注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还要了解一些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情况，这对自己的研究非常有帮助。
坚持理实结合。最好的情况是能够实现理论和实证的互补。我在康奈尔大学的导师就提出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这是科学的研究过程。研究的第一步是发现问题。比如创新，你如果没有考察过创新性企业，就坐在屋子里想，很有可能就想歪了。最简单的办法是找企业家人、投资人等去访谈。听得多了，看得多了，逐渐会提出一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案例的方式“解剖麻雀”，研究问题的机理，抽象出假说。下一步，通过搜集数据进行证伪，看看自己的假说有没有普遍性。如果基于数据的分析证明原来的想法不对，就要在再思考，甚至去寻找新的案例，来修正自己的假说。理论联系实际，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有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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