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年，中国中央领导集体试图通过全面经济改革实现经济发展再平衡，这一宏伟计划涉及范围甚广，力度甚大，成为国内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作者认为，与历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经济改革计划不同，本次改革是一次“潜在的革命”，它注重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全新的协调机制的“顶层设计”，宏观政策实验更趋审慎，更多地考虑应对国际压力。同时，此次改革也蕴藏着潜在风险：第一，有限的试点无法预期整体政策效果，反而加剧改革政治学的复杂性；第二，渐进性改革方式已不适合当前极为复杂的经济形势。编译如下：
一年以前，中国领导人正式提出了实施全面经济改革的方案，力求实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再平衡。据估计，如果这一方案得以贯彻落实，将在未来十年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然而，如果改革失败，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年度GDP增长率将下降到1%以下。前期发布的西蒙项目研究报告（Simon Chair report）曾指出，中国实施全面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从全面经济改革的开局之年可以看出，中国领导集体试图通过积极重组臃肿的经济决策机构来满足新的经济增长需求。结果可谓乐观，但是并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中国要在2020年之前实现全面经济改革“有意义的进展”仍任重而道远，并且当前战略所隐藏的潜在风险正日益显现。
习近平总书记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并没有摆脱历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存在的“可信度”问题。在上一代领导集体执政的10年期间，经济改革进程已陷入停滞，并且长期以来的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局限性也已充分暴露。全面经济改革曾被描述为经济“威震与恐吓”，但是三中全会击碎了这一说法。经济分析家们赞叹此次改革涉及范围的广度、习总书记的决策开启了其个人品牌的议程、新的高层政策协调机构（习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的设立以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承诺，并将其称赞为一次“潜在的革命”。随着对改革议程最初兴奋的逐渐消退，习总书记政权得以巩固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比邓小平以来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都行事果断。
尽管如此，习总书记对政治权利手段的指示应该为经济改革明确一个优先次序。从此意义上来说，三中全会议题的广泛性也存在不足。为有效协调中国庞大的经济决策机构，确保重点改革领域，如金融改革能够优先采取合理的政策措施，有必要确定改革的优先顺序。
在中国中央政府文件中，这是设立负责监督全面经济改革进程的“领导小组”背后的动机因素之一。习近平亲自监督经济改革进程的努力以及对改革小组政策专家建议的依赖，可能已经阻断了业已建立起来的官僚政治之间的沟通渠道，并且至少在目前阶段，恶化了官僚政治之间的协调机制。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当官僚政治沟通协调之后所导致的经济成本不断上升时，将会减缓经济改革进程的推进。
三中全会议程如此广泛，也已经影响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对地方领导人制定政策目标来进行管理，主要靠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政策目标。习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推行改革“顶层设计”的承诺却意味着，他们将通过强制地方政府保持与中央政策的一致性来最终实现政策实施的高度统一。同时，中央政府已经再次强调要“摸着石头过河”，以及采取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的重要性。
在中央政府统一组织框架下，预计800个地方改革小组将会成立，这可以被理解为，不仅要建立更高程度的协调机制，而且要建立中央指令在地方领导人和中央决策者之间传递的新的传送带。这将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从而实现既符合国家利益又符合地方利益的改革效果。然而，这同时也是一个极易受到破坏的微妙的平衡关系：可能会导致过于死板和碎片化的改革方式，继而抑制生产力的提高，而生产力提高是市场改革的目标所在。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领导集体的另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在采用政策实验方面表现得更加审慎。长期以来，中国通过设立“试点”来进行改革实验，从而支持成功政策的推广，限制失败政策的影响范围。迄今为止，习近平领导集团所实施的试用政策中，上海自贸区作为一种制度改革方式更加显著。起初，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只是作为金融改革的实验基地，但是一年以后相继引入了大量的其他经济改革。反而，上海自贸区成为了主要服务于政府行政改革的实验基地，例如放松新企业登记的要求、试用针对海外直接投资的“负面清单”等。
在一定程度上，制度改革方式是有保证的。尤其是在金融改革领域，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有关快速自由化创造危机爆发的条件的例子。然而，从宏观审慎来说，当潜在风险已经产生时，制度改革也是冒险的。另一个潜在的难题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释放出来政策成功信号的制度改革实验可能会被误判为政策失败，这已经演变成为经济改革的政治障碍。
至今为止，上海自贸区发展的路线也体现了中央政府经济决策的另一面：中国应对国际压力的方式。长期以来，美国一直鼓励中国加速金融自由化改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几代国家领导人都无视这一压力，只有美国的建议与中国要确保本国经济稳定的目标相协调时才会加以考虑。习近平领导集体照样遵照这一模式的同时，国际压力已经对上海自贸区的实验产生了影响。根据中国高层经济顾问的观点，上海自贸区成立之初，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匹配TPP谈判的进展。日本于2013年4月决定加入这一谈判极大地激励了中国，在接下来的数月使中国与美国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并且在上海自贸区内试用需要签订最终协议的诸多经济改革。
回顾习近平领导集体实施经济改革的新兴战略，存在两种风险：第一，有限范围内的改革实验和政策实施的碎片化方式无法体现预期的整体政策效果，还会使已经存在的难以处理的改革政治学变得更加复杂。第二，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已不合时宜。中国领导人握有能够避免发生金融危机的一系列工具，从经验技术丰富的专家到高额的外汇储备。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也的确在经济危机管理方面表现突出。然而，过去的做法不一定是未来成功的良好向导。历史上最近的主要改革推动结束于十年前，当时中国经济规模只有现在的四分之一，并且仍然存在选择出口导向型和过度投资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余地。但是现在，中国经济情况已经极为复杂，改革以及危机管理所面临的挑战也会变得更加难以处理。
本文原题名为“Global Economics Monthly: Reading China's Reforms One Year On”。本文作者Amy Jean Studdart为CSIS西蒙政治经济研究项目副主任，David A. Parker为CSIS西蒙政治经济研究项目研究助手。本文于2014年11月刊于CSIS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