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一比，美国智库哪家强？

美国智库的山头很多，究竟哪座山的锦囊妙计会被采用或者可能影响某一项白宫的决策，我们作为局外人不得而知。不过，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媒体捕捉和传播，也会通过各自的管道进入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与国安和情治有关的机构。

媒体紧密跟踪资金来源

美国有很多智库（和非政府组织），这些民间机构使命不一，财源不同，但都坚信自己的理念。或者说，因为这些机构的经费都来自英雄所见略同的人或企业的捐赠，他们就比较容易坚持自己的信念。比如，华府有个新成立不久的智库，名字叫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据说这家智库是根据曾经出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的提议成立的，而坎贝尔又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

英美合办的《金融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时评称，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要赞助单位都是跟美国军方和国防关系密切的企业。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说，他去美国安全中心的网站看了，一点都不假。我刚才也看了，的确如此。连台湾驻华府的经济文化办事处也是“慷慨解囊”的大户。那么回顾一下美国高官所说的“重返亚洲”的军事部署，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企业或外国政府部门会为新美国安全中心捐款。

不过，中国有句古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很多时候，钱也能使这些“不食嗟来之食”的智库突然对自己的信念和事业变得“犹豫不决”起来。很多年前，有“好事者”发现历来对中国政府持敌对态度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突然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于是去翻基金会的账本，发现有不少钱来自香港。一个副总裁还因此“丑闻”辞职了。去年，素来以好管闲事著称的《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揭露华盛顿那些所谓的独立智库纷纷接受外国政府和机构的捐款，而且还常常为这些政府和机构做院外游说，使得这些智库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遭受重创。

美国的智库（或者咨询公司）大都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平时所说的智库的“旋转门”就是指这个。这种密切关系很重要。对于智库来讲，要找钱，必须要向可能的捐赠人证明，他们有影响舆论特别是政府决策的能力和渠道。因此，华盛顿的智库里有很多一会儿是政府官员、一会儿又是智库学者的人。举几个例子。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桑顿中国中心的几位研究人员如李侃如、卜睿哲和贝德都曾在政府供职。李侃如虽是职业学者，但在克林顿做总统时在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卜睿哲是美国驻台办事处主任；贝德是奥巴马第一任总统期间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顾问。美国现任驻缅甸大使米德伟曾先后在民主党国际问题研究所（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国防部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工作过。

刚刚离开国安会的中国事务负责人麦艾文曾经在兰德公司供职，现在去了总部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学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据说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干部培训班”，之前在那里做高级研究员的郝琪建，前不久被派驻东盟做大使。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最近新成立了一个政策研究院，创始院长居然是前澳大利亚首相陆克文。

如果说美国进步中心是希拉里的“干部培训班”，它的中国项目目前还没有跟“老板”的竞选中的反华言论接轨。美国进步中心的创始人是前克林顿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波蒂斯塔。他与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哈特刚刚带领一个小组，去中国参加了由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第四次全球智库峰会。波蒂斯塔还在峰会上做了主旨发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曾与该中心的一个研究员共同发表了“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文章，而作为气候问题专家，哈特一直在促进中美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中美在去年的APEC会上能就气候问题达成出人意料的协议应该与美国进步中心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刚刚易人，新任总裁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和前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卡内基是美国智库里在海外设立办公室最多的，包括北京、莫斯科、布鲁塞尔和贝鲁特。因为卡内基有全球的视角，福特基金会最近特拨款让它研究中国的崛起及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招兵买马”之后就是要“拉山头”了。美国最主流的智库自然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大西洋理事会（the Atlantic Council）、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外交学会等。他们的观点最容易被媒体捕捉和传播，也会通过各自的管道进入白宫、国会山、五角大楼、中情局和其他与国安和情治有关的机构。

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这几家的观点基本上长期以来是趋于维持中美关系积极发展的现状，并千方百计寻找中美在双边关系、地区问题和全球挑战上双赢或共赢的渠道。2012年以来，这些智库因为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缺少认识，也因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政策的日趋强硬让它们措手不及，最近都纷纷开始思考它们为中美关系鸣锣开道的做法是否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布鲁金斯的贝德最近发表的题为“改变对华政策——我们是否在自寻敌人？”的文章，在美国和中国双边关系守望人中影响巨大。他说，“东亚的和平得益于在亚太地区发挥着最为重要作用的中美两个大国的和谐共处。这种和谐局面，由尼克松与基辛格促成，并被此后中美两国历任领导人所维护巩固”，并指出，“在此背景之下，把目前世界上最为稳定、有序、经济上富有活力的区域，变为另一个充满是非冲突之地，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贝德差不多四年前离开奥巴马总统的国安会，他的观点应该说是代表美国主流智库对中美关系的看法。

大西洋理事会没有中国项目，但是他的理事长是曾经出任过驻华大使的洪博培，他的副总裁之一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他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是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作为地缘政治娴熟的实践者，大西洋理事会的几位领导人目前最担心的是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哈德利曾经在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会上对来访的中国学者说，我们老是在猜想，习近平和普京在一起的时候都讨论什么问题，中俄会不会联手给美国找麻烦，美国2017年的总统肯定会大幅度修订奥巴马总统的外交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知名的人士是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实施人布热津斯基博士。它的副总裁格林曾经是小布什总统的国安会亚洲顾问，两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是曾长期在中央情报局负责台海问题的约翰逊，以及台海问题专家葛莱仪。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夏威夷的檀香山设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太平洋论坛，主要职能是从事区域国防和安全的研究，并为美军太平洋指挥部的官员提供培训。因为与美国军方和情治单位的密切关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最关心的中国的南海问题、钓鱼岛和台海关系。可以想象，随着台湾大选的临近和蔡英文可能出任台湾地区下一届领导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中美关系中的影响力会会逐渐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