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2014年9月18日下午，作为“朗润•格政”系列活动之一，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师生们做了题为“民进国退——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的讲座。此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点评，副院长黄益平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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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holas Lardy: 民进国退——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
一些人认为过去十年是“国进民退”的十年。在此期间，国有企业地位重新上升，国资委成立并组建国家队，角逐全球市场，“国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也被广泛接受。但是正如我在《Markets over Mao: The Rise of Private Business in China》一书中已经阐述的那样，“国进民退”没有有力的证据，这个时期出现的是“民进国退”，是中国私营企业的崛起。
一、关于中国经济的几个基本事实
（1）市场定价成主流。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改革初期，几乎所有价格都是由国家价格委员会规定的，市场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到90年代后期，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是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截至2003年，生产要素中政府定价的比重为10%，而农产品和消费品中政府定价的比重仅为2%。
（2）垄断和行业集中现象正在逐渐瓦解。一些人认为中国存在许多垄断和行业集中的现象，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定价。但是数据显示，在1998年，73%的中国工业部门属于非集中的，美国同年的比例是72%，与中国相当接近，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在1998年之后，中国工业部门当中非集中的比例进一步增加，2007该比例为87%
（3）企业再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并非银行信贷，而是企业的留存收益。在1980年代，中国企业投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信贷，但是后来信贷所占比重慢慢减少。1990年代初，非金融企业40%左右的投资来自留存收益，而在2000-08期间，留存收益的平均比重为71%。
（4）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高于国有企业。从2008年开始，中国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出现明显下降，而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二者之间的差距变大。在2012年，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只有4.9%，而私营企业的资产回报率高达13.2%，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
二、“国进民退”论的五个认识误区与反驳意见
（1）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有企业。这在改革初期成立，当时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78%左右，但是后来国有企业的比重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到2011年，工业总产值仅有26.2%来自国有企业。私营企业的比重在改革初期近乎为零，如今超过三分之二。在制造业，国有企业收缩得尤其快。2011年，国有企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为20%，低于其在工业中的比重。从2006年到2012年，国有企业在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21%下降到了11%，而私营企业的比重却从52%增长到了73%。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出口份额来看，从1995年到2014年，国有企业的出口份额从66%下降到了11%，私营企业从0%上升到40%，私营企业日益成为出口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可见，在中国很多些经济领域当中，国有企业已被私营企业取代了。
（2）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权力的官僚机构之一。这个判断也不成立。2008年，中国政府的雇员数量占总人口的3%，比南非、日本、墨西哥、土耳其等国都低，而德国是5.3%，美国是7.4%，法国是9.5%，都比中国高得多。从政府收入看，中国政府的收入仅占GDP的22.7%，低于韩国的23.3%、新兴市场的27.6%、美国的30.4%、日本的31.1%以及发达经济体的37.1%。
（3）国有企业处于垄断地位。这也是一个认识误区。2003年，国资委成立。国资委青睐大型国企，力图创建更大、更强、盈利更加丰厚的领军企业。但是垄断只存在于少数行业，大部分行业的竞争度都在不断提升，即便是被视为支柱的重工业也不例外。比如在2011年，煤炭采掘业有880家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私企数量则有4420家；钢铁行业有312家企业国资控股，但私企有4246家。央企的资产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2013年央企的资产回报率仅为3.8%，比银行贷款利率6.8%都低。这些数据共同说明，国有企业在大多数部门并不处于显著的市场垄断地位。
（4）私营企业很难获得信用贷款。这要从存量和流量两个角度分别来看，认识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合理的计算方式是将流向民资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信贷以及针对农户的私人贷款都算入私营部门的信贷额度中，个人消费贷款也不该被忽略。经过这些重新计算，私营部门所获得的信贷规模大幅提升。数据显示， 2009年，国有企业在企业贷款余额中的比重为56%，私营企业26%；2012年，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到48%，私营企业增加到36%。这是贷款存量方面的情况。由于私营企业在中国GDP中的比例为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如果按产值贡献比例来分配信贷的话，私营企业本该获得更多的贷款，私营企业贷款难现象的确存在。但从流量来看，2012年贷款当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为32%，私营企业为52%，已经超过了一半。从偿付能力来看，私营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012年为9.6%，而国有企业仅为4.3%，这有利于私营企业获得更多贷款。
（5）国有企业在胡温时代重新崛起。一些人认为胡温政府相比于前任更加频繁地使用产业政策，这为国企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国企并没有将政策优势转化为财务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进一步强调了市场的作用，并消除不同形式的垄断。这将允许民营企业更有效地逐步取代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服务业。
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兴起；中国政府雇员数量和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国际上并不高；中国并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功典范；中国的银行系统在服务私营部门方面做得要比很多批评家认为的好很多；胡温时代（2003-2013）期间国有企业没有重新崛起；通过进一步在上游领域破除垄断，发展现代商务服务业，中国将继续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
张维迎教授：对“民进国退”论的几点质疑
我同意Lardy研究员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结论，即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兴起；通过进一步在上游领域破除垄断，发展现代商务服务业，中国将继续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价格改革的转折点是1985年，在此之前政府试图通过调整价格来让价格更合理，在此之后则放开价格，实行价格双轨制；国企改革的转折点是1992年，在此之前政府试图通过引入自主经营、奖金、利润分享等机制来提高国企的经营效率。
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我对Lardy研究员的其它结论有所保留。
首先，国际比较时所用的数据不一定可比。比如什么是政府雇员？据我所知，法国的政府雇员就包括了国企雇员。中国的数据是否也包括了？此外，中国还有很多事业单位，比如大学。中国大陆绝大多数大学都是国有的，大学雇员算不上政府雇员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的雇员有不同的类别，既有正式工，也有临时工，后者是否也纳入统计了？以我家乡为例，大街上10个警察里面，可能只有一个正式工。中国城市化率只有50%。在农村地区，政府权力很大，但政府雇员不多。与政府雇员数据类似的问题是政府收入。公共福利系统的大小对于政府收入所占GDP比重影响很大。不少西方国家的政府收入包括公共福利系统的收入。这些问题对于衡量政府的地位和影响都很重要。
其次，政府的主导性和行业垄断程度不一定得到了准确衡量。政府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很多方面体现，中国国家元首的权力要比美国奥巴马总统大很多。关于行业垄断程度，企业数量和集中度并不是好的指标，最重要的是行业准入是否自由。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行业集中度也是低于西方国家的。
最后，在胡温时期，整个中国实际上出现的是“国进民退”。一个标志是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在19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大学生并不太想去政府工作，但在胡温时期，公务员考试变得炙手可热。在胡温时期，市场准入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变得更难了，产业政策也更多了，很多事情包括价格调整都需要政府批准。浙江、广东等地原来是民营经济和外资企业主导，在胡温时期转向吸引国企投资。
（王庆涛整理，唐杰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