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顿：如何衡量中国的新常态

文/沃顿知识在线

在20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一直在要求国家面对中国发展增速减缓的“新常态”要保持平常心。去年5月份，他曾经发表讲话说：“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1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中国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7.4%——略高于预期的7.3%，但低于北京所制订的7.5%的目标范围。今年的GDP增长速度目标甚至更低，仅为7%。

统计局在1月19日宣布GDP数据之后，中国股市也以上涨进行了回应。次日，市场出现了6年来的最大暴跌——跌幅达到了令人震惊的7.7%——这是打击非法交易所产生的效应。

沃顿商学院的教授和其他专家表示，在新常态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不再是最重要的观察指标。如果政府可以在控制好经济下行的同时避免出现大范围的动荡，这点则尤甚。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2013年年底召开，会议上提出要深化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此前是以重工业投资和低成本制造业出口为基础的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在向以国内消费和高价值商品与服务为基础的更为成熟的经济体进行转型。基于这种情况，深化基本经济体制的改革更为至关重要。

消除经济刺激力度过大的情况

“从某些方面来说，在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马歇尔·迈耶（Marshall Meyer）说，“可以修建的铁路和工厂只有那么多，在全球需求放缓时尤为如此。但改变国家的经济模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改革的进度要比预期慢很多，”沃顿商学院和伦敦帝国学院（Imperial College in London）金融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Franklin Allen）说。如果中国推行改革失败，“从长远来看，风险在于增长速度和人们的福祉将会受到伤害。”难点就在于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国家受困于低增长率和中等国内生产总值，没有能力与低收入国家或更为发达的经济体进行竞争。

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采取了过大的经济刺激手段，这点现在也进一步加大了对改革的需求。为了推动经济的增长，北京通过地方政府投入了4万亿人民币（5860亿美元）来为国营企业、房地产和其他投资提供支持。这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进一步加大了其经济增长对工业投资、出口和存在泡沫的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而这些行业中众多目前正面临生产力过剩的情况。此外，本地政府投资者现在正债台高筑。“回头来看，人们很容易会说：与其用钱来进行基建，不如将它们投入到劳动力大军上，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支持，” 迈耶说，“最终，相比低成本的出口制造业而言，家庭经济保障可以创造更多的红利。看上去像是2008年至2009年的极度繁荣景象正在重演，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点让这个问题尤为具有难度。”

痛苦和希望

迈耶指出，现在，即使GDP增长速度从7.5%跌至7.4%，这很小的下跌也意味着落地会带来痛苦。他说：“与购物广场内的商人们交谈，说生意比较清淡；北京的许多餐馆已经关门，而且酒店似乎空房很多。”同样受到严重冲击的还有重工业，例如钢铁、水泥和化工——这对于不景气的房地产行业来说相当重要——以及“低端制造业。低端制造业现在已经自动化，或者是向成本更低的内地或其他国家转移，”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PNC金融服务集团（PNC Financial）高级国际经济学家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指出，“另一方面，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中国目前劳动力大军中的新人数量远远低于数年前……而且许多人在高中毕业后选择去接受高等教育，而不是直接进入就业大军。”

许多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目前则比较乐观。2015年将会是困难比较大的一年，很大方面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但“我倾向于相信我们正在走向市场的底部，而且事情会出现好转，比多数人预期的要更好，”华盛顿特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SAIS）高级副教授皮特·鲍泰利（Pieter Bottelier）说，“事实上，如果房地产价格和交易量已经到达谷底，即将反弹，那么将带来次生效应，进一步刺激全国范围内的私人和公共投资。”

鲍泰利表示，但如果房地产市场的反弹不出现，那么政府出台刺激措施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这次，刺激措施将会直接由中央政府出台，而不是由债台高筑的地方政府出台。根据今年的新闻报导，中国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据称已经拟定1万亿美元（7万亿人民币）的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但鲍泰利说，整体而言，“2015年出现经济或金融崩溃的可能性相当低，”农业和服务行业的表现相对而言比较强劲，其中又以后者为甚。它们的强劲表现有助于保证就业。

改革之年？

在改革前沿，人们的希望也相当高。专家们表示，一些迹象正在出现，显示中国的转型正慢慢站稳脚跟。今年1月9日，在华盛顿特区召开了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会议。会议上，北京经济研究公司龙洲经讯（Gavekal Dragonomics）的研究负责人葛艺豪（Arthur Kroeber）指出，消费作为GDP的一部分正在增长，而且服务行业现在在GDP中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了制造业。他表示，2007年的年均投资增长了15%，而现在这个数字下降到了大概7%至7.5%，但消费在当时是增长了约8%至8.5%，现在的增长率是7.5%。他指出说，尽管消费在软经济中增长放缓，但其降幅大大小于投资的降幅。葛艺豪补充表示，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创新也在站稳脚跟，为此他引用了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在全球的成功为例。

自习近平2年前担任中国主席以来，他的反腐运动已经比实际的经济改革更多地成为新闻报导的重点。这场运动旨在打击威胁到新经济转型的旧经济既得利益，为改革扫除路障，其中就包括了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高管之间的亲密关系。“舞台已经搭建好，以备在今年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步入下一个五年计划（2016年至202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任、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学教授金骏远（Avery Goldstein）说，“他们是否会推行体制改革，在处理掉第一批政府官员以儆效尤之后，腐败问题不再出现？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他指出，去年年底，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计划将重点放在对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上，也许会让法律制度能更为有效地遏制腐败。

专家们指出，在反腐工作之外，一些经济改革工作已经得到推进。去年6月份，北京批准了2016年即将实施的财政改革计划，其中包括让地方政府预算流程更加透明的一些举措、对税收制度进行重新设计、以及更好地匹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务资源和财务责任——增强北京的责任，因为国家收入的一半流入了中央政府，但目前只承担了国家开支的1/3。去年夏天，中国同时也启动了改革其城市户口制度的第一步，中国1亿农村人口将被允许到中小型城市落户。此外，北京也加强了对精细石油产品、天然气、水和电等定价的控制，以刺激投资，避免浪费。

让市场起主导作用

专家们表示，在金融领域的改革更是当务之急，可是其推行时间之缓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尽管如果中国想要更为有效地配置投资资本，这种改革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政府可以制订体制继续开放资本市场，那么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将会更快，”沃顿商学院的艾伦说。他表示，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领域就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否会允许继续进行。该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开放金融市场的一种实验。艾伦说，去年11月份，北京政府允许上海与香港股市进行互联互通试点，这是迈出了开放资本市场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也会允许深圳和香港股市进行互联互通。他预计说，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全球资本市场，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将会更加市场化，“我们将在2015年看到人民币的双向波动”。

去年11月份，中国人民银行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帮助中小型企业获取资金。中国央行同时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1倍调整为1.2倍。此外，北京发布了存款保险条例的草案，为利率全面市场化奠定了基础。中国目前的存款利率是负利率，降息将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家庭开支能力，同时提高向银行借款的成本，以进一步刺激以市场为基础的借贷行为。现有体制是“对家庭征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黄益平在今年1月份的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说，“实质上来说，它是剥夺了家庭消费的能力，将其重新分配给了企业。”

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鲍泰利表示，北京必须保持谨慎。“改革目前只完成了一半，如果在这种经济体制内太快地完成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工作，你将看到国有经济领域内出现大范围的破产现象，导致金融体系无力承受。金融改革不是你可以随意去加快步伐的，它必须是一步一步来，但具体应该保持什么样的速度，没有人知道。我不太认同北京的基金经理们的观点，因为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剧本可遵循。没有人知道这个体制的容忍程度究竟有多大。”

落后的国营企业

许多专家也为北京在推动国营企业改革方面速度很慢而感到不安。沃顿商学院的迈耶表示，尽管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要针对国营企业积极发展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引入更市场化的运营方式，但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国家会对国企管理放权。一些国营企业的高管们“正努力管理企业，以诚实的方式为股东们赚钱，但政府正在对他们进行干涉，”他说，“他们的决策方式仍然不是企业化的方式。”

葛艺豪说，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总理朱镕基将半数的国营企业私有化或关闭，让2000到3000万人下岗。“现在，国营领域已经萎缩。要解决国营领域的问题，你必须创造500万到1000万的就业机会，以安置下岗人员。我很困惑政府为什么那么不愿意在国营领域改革上更为激进一点，因为改革的好处很明显，而且此时劳动力队伍相比15年前已经开始萎缩。”对此北京大学的黄益平表示赞同：“朱镕基在1年内让劳动力的数量增加到此前的8倍，而现在劳动力人数每年减少300万人。如果朱镕基在20世纪90年代就可以那样去做的话，我们现在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来推进工作，”他在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如是说。他补充道，理想的例子就是新加坡的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其目的就是让国有资产的回报最大化，同时政府规避了管理的细枝末节问题。

国有企业“也许是最后的改革对象，因为在这方面达成的共识相对较少，”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布鲁金斯学会会议上指出，“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经济改革的问题——是国家所有制和私人所有制的问题。摆在首位的社会主义，次之才是资本主义。” 博源基金会是香港一家着眼于研究中国政策的非政府组织。

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最终，衡量中国经济成功与否的标准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是否得到改善。对此专家们均表示赞同。不要将公共资本注入国营企业，“如果你将这些资本注入社会保障网络，它将会为公众谋利，”博源基金会的秦晓说，“在20到30年里，社会保障网络、医疗保健和环境方面将出现严重的赤字。现在还只是初现端倪。如果处理得太晚，成本就会更高。”

迈耶说：“在我看来，最至关重要的就是家庭消费，因为那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一个指标。中国可以将GDP的50%以上投入到这个方面吗？除非这个数字开始大幅地增长，否则就不是在根本上实现了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