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堪称空前绝后。这种增长来自于工业的快速扩张，它所引起的问题是对一般性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同时它也影响了全球商品市场和环境。中国在2006年成为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比2004年的预测提前了5到9年。
作为拥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未来，中国会成为全球经济巨头。不过，通往繁荣的道路还很长——中国的人均GDP远低于OECD国家。按照市场兑换率（MER ）估算中国人均GDP仅占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PPP）计算也还不到四分之一。这种较长时间的高增长，可能会使中国的碳排放增加2-3倍。
尽管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有显著提高，但是，中国单位产出使用的能源仍然比OECD国家高4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5倍。如果按照购买力评价（PPP）计算，中国能耗强度分别比OECD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大90%和40%。中国单位能源碳排放也高于OECD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大约分别高40%和30%）。这种高耗能、高碳强度和快速经济增长的组合，预计会产生持续增长的排放量。
为了获得更为可靠的量化解释，我们用优选联合评估模型为中国提出了一个长期的能源需求和排放方案。我们发现2050年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18Gt，比2010年高出2.6倍。进入本世纪下半叶，排放增加的速度会回落，到2100年每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21Gt。模型显示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续改进，但是经济增长收益超过补偿效益，并且因为煤炭发电占主导地位，所以能源的碳排放仍保持稳定。
到2050年，中国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整个OECD国家都多，占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一。然而，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然低于OECD经济体（略高于今天的OECD国家水平），不过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比如，在国际气候政策辩论中，经常被拿来跟中国做比较的印度，从现在算起，其要实现中国目前水平的人均排放量只需要几十年。
最为重要的是，当下包括未来，在气候政策论辩中，中国始终处于一个奇妙的位置。一方面，中国尚未富裕到可以将其当做发达国家来对待的程度，因此世界不能期望中国立刻开始缩减碳排放。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又没有穷到可以好几年不为全球碳减排做些什么事的程度，更何况中国还是一个大国。
基于上述理由，气候政策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是否将进入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协议，而是根本不存在任何中国不参与其中的全球协议。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何时、以何种速度减排是合理的。
2020年，2050年或者更远的政策前景
根据2005年哥本哈根协议，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减排40%至45%。我们发现中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基本没有悬念，但并不意味着这一目标缺乏挑战。这表明中国即便不考虑全球环境效益，也应该从自身利益出发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故此我们预期，对国内的考虑将主导中国未来十年能源政策。
因此，对202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特别是2020年到2050年之间会发生的事情进行粗略考量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得出中国未来长期气候政策有益的见解，我们再一次使用了优选联合评估模型。我们认为中国以及所有的其他国家，将在国内推出一个统一的国内碳税，来实现税收的总收益循环。不管严密性方面，还是政策工具方面，这是我们用来探索一系列政策的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简。这一方案保证了效率，但是正如后面的讨论它缺失公平。
我们发现，除非碳交易价格畸高，否则碳排放不可能停止增长。在2020年之前大肆征税是没有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行为者肯定会察觉到税收迅速增长，因为能源部门资本价值的长效性命会诱发强劲的绿色投资期望。
我们从5种税收方案中统筹出了所有税收减排组合，发现在税收达到每吨二氧化碳500美元之前，中国的排放弹性高于OECD国家。这意味着，当税收较低时中国的排放量要超过OECD国家，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将来能为缩减全球变暖做出更多的贡献，但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当面临高税收时，中国的排放会变得非常缺乏弹性。
2009年主要经济论坛(MEF) 和拉奎拉G8峰会宣称排放量要缩减到2005年的35％，但这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显得有点苛刻。我们的方案表明，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750美元征税，中国在2050年才能完成MEF的目标。
到2100年全球气候下降2摄氏度这一目标的成本取决于我们使用的贴现率。我们发现，未来中国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成本占GDP的份额会在5.4% 和3.2%之间波动，OECD国家在 2.8%到 1.3%之间变动。所有其他的政策目标，中国都要比OECD国家支付更高的成本。减排成本显然是非线性的。
通向2020年的气候政策蓝图
从我们的分析中得到的主要信息是，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会给中国带来昂贵的代价，并且可能因为公平问题遭到中国的拒绝。然而，世界不能让中国持续多年排放仍然不受限制。当前的气候谈判轨道是基于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cap-and-trade system）的思路，严格的减排目标和国际转让还没有成型。为此，我们提出了一种务实的做法，这种做法主要基于下面四项原则的全球性协议：
1、中国的决策者要较快地认识到排放不受控制的增长持续不了几年，这一点至关重要。2020年后的承诺可能过于昂贵，因为中国被锁定在一个非常高的排放轨迹内了。是否启动一个宏大的目标无关紧要，给出一个可信的连续性信号才是重要的。
2、如果效率是指引国际谈判的唯一原则的话，雄心勃勃的减排对中国而言有点不着调——一如2摄氏度的目标。为了说服中国接受这样的目标，大转移是必要的，但这些转移可能在政治上存在争议。相反，我们建议中国应该加入一个独立的应对2020年以后气候问题的协议。2020年每吨二氧化碳10美元，2050年每吨二氧化碳50美元的一项国内碳税计划，在政治上看是可行的，这也符合国内的共同利益。我们的方案表明，2050年这种低碳税可以减少30％的排放量，大约是中国现在排放量的75%。
3、随着时间的推进，税收应该被所有的国家重视。发达国家应该通过国际金融的办法对中国进行额外减排的努力进行补贴。
4、加强发展中的亚洲在区域性排污许可证贸易和区域性合作，可能会给中国带来廉价的减缓方案。发达国家可以推动中国接受更严格的减排目标，同时给予包容性的待遇和较低的碳价格实现亚洲排放交易计划。到2050年，中国将会成为地区性气候政策的领导者。
我们认为，这一揽子的政策排放有可能增加超越许多国家的意愿。但是，正如我们所关注的，我们相信气候政策应该着力于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