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主义出发去定义腐败，是经济学家的“专利”。简言之，他们认为：如果公共机构被认为不能充分满足社会对它们的要求，腐败便提供了另一个分配手段或达到决策的方法。尤其当不发达国家采用了西方的政治体制，但其规则和运作存在缺点时，腐败便成为了一个补充手段。经济学家苏珊·-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还曾用“边际社会成本”来讨论“适度腐败”。
经济学家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从理论上获得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帮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段时间，“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润滑剂”的观点在中国大行其道；在中国以出人意料的力度、强度与广度将反腐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后，有关“反腐拖累中国经济”的声音也此起彼伏。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今年4月美林银行一份报告测算称：反腐至少导致中国今年经济增长减少0.6至1.5个百分点，粗略估计因经济活动减少带来的损失可能达1350亿美元，接近孟加拉的经济规模。
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腐败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并非不可取。但是当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结果存在被刻意运用到经济学以外的领域，并通过大众媒体人为放大声音和影响的时候，其背后的目的就值得考量了。
事实上，对于反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来不缺乏多种理论研究。比如，1995年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莫罗（Paolo Mauro）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腐败与增长》（Corruption and Growth）一文，提出从统计学角度看，腐败与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关系。而在国内，早在2005年复旦大学经济学系的孙刚、陆铭及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系博士候选人张吉鹏就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反腐败、市场建设与经济增长》一文，通过模型分析，一方面肯定了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有一部分腐败活动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存在一定的作用，但重点分析认为：政府是可能在反腐败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一旦政府开始加大反腐力度，则社会的腐败程度将持续下降；随着市场的完善，经济资源可以更好地借助于市场机制进行配置，这时社会可以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但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章发表九年后，直到今年的大众媒体上，这一研究成果及研究者才被数次提及。此外，2012年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吴一平和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助理教授朱江南联合撰写的《腐败、反腐败与中国县际收入差距》显示，纵观整个中国，大力反腐的县往往收入高于腐败成风的县。
1997年，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发表就中国腐败问题发表演讲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Andrew Wedeman），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发言被记者记录为“宣称腐败有利于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对此，魏德安甚至紧张到向参加同一活动的导师求证自己是否说过这句话。魏德安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并于2012年中国新一届领导上台前发表了《双重悖论》一书（这本书在2013年12月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书的前言，魏德安着重解释道：“我便提出了‘双重悖论’的概念，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腐败与经济增长能否并存，……核心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在掠夺性腐败猖獗、官员打劫经济的情况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
在魏德安看来，不存在所谓的“良性腐败”，腐败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在一定阶段拥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如果忽略腐败，增长是极其不稳定的，还将通过拉低政府信誉质量，进而削弱政治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腐败严重的国家，经常因为短期经济发展困境而引发动荡，而在治理清廉的国度，民众对于政府治理不力表现出的不满只停留于抗议和选票，很少出现过激的骚动。
就在“反腐拖累中国经济”报告和言论的占据媒体报道的热点时，现实给了“在反腐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以支撑。据《廉政瞭望》2014年8月25日报道：“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回忆过：‘当年在办远华案时，有人就说厦门经济要倒退10年。事实上，这个案件从查处的头一年开始，海关税收大幅上升；从第二年开始，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逐年上升。’”可堪一比的是在今年2月广东东莞强力开始“扫黄”时，一部分舆论强力为“黄”辩护，“扫黄拖累经济”的声音也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有券商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直呼“东莞扫黄事件将令经济雪上加霜”，但是哪怕从经济数据角度上看，这一观点也没能获得支持：今年上半年，广东省虽然GDP增速比预期低了一个百分点（为7.5%），但还是首次超过三万亿大关，达30879.09亿元。东莞市1~3月平均增速为7.3%（2月下旬开始扫黄），1~6月的平均增速则上升到7.5%。而在今年7月中旬各省上半年经济数据出台后，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上“案件查处”一栏公布的资料统计，从2012年12月6日公布“四川省委副书记涉嫌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始，截至2014年7月29日，湖南、广东、湖北三省被公布查处的官员占该栏的前三名，，但三省今年上半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9.3%、7.5%、9.5%，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在今年年中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在过去两年中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下降，但是经济中的一些结构反而在优化，如经济增速减缓，但就业并没有受到影响。其次，企业盈利水平保持稳定，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而出现大面积亏损。第三，经济结构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第三产业比重在2013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稳步提升。
这也是今年7月长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记者会上表示“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的底气。
“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 ，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楼继伟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