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2500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指出战争是一切事物之父。如果能活到今天，他或许会再增添一句：危机是一切事物之母。
幸运的是，在相互核毁灭的威胁之下，大国强权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但大型的国际危机，比如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却依然伴随着我们--而这或许不完全是件坏事。
正如战争那样，危机彻底打破了现状，这意味着新的改革机会得以产生——却不具备战争的那种破坏性——而这些机会在平时是很难有机会出现的。克服危机需要做出一些原本无法想象的事，而不仅仅是可施行的方案。
这就是欧盟过去3年来所发生的情况，因为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欧洲；还有可能威胁到其生存。
相比于2009年初，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与过去差异巨大的欧盟——联盟分化成为一个组成欧元区的前锋成员国和一个尚未加入欧元区的后卫成员国。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并非出自恶意，而是危机的压力所致。如果欧元想生存下来的话，欧元区成员国必须行动起来，而其他对欧洲一体化有不同程度承诺的成员国则依然处于边缘地位。
事实上，在危机爆发之后几乎所有的禁忌都被打破了。其中大多数当初都是在德国推动之下建立的，但如今却在德国政府的积极支持之下被废除。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单：拯救银行的国家责任；欧盟条约关于禁止援助国家政府的神圣规定；反对对欧洲进行经济治理的条款；禁止欧洲央行直接资助政府的禁令；拒绝支持共同承担债务的决定；最后，欧洲央行从旧的德意志银行的翻版转型成一个基于盅格鲁-萨克逊模式的欧洲联邦储备银行。
剩下的就是对欧洲债券的抵制，但这也将最终消失。唯一的问题就是这项戒条究竟会在下一轮德国大选之前还是之后被打破。而答案则取决于危机的未来进程。
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危机中扮演着一个古怪，甚至有时显得离奇的角色。自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来这个国家从未变得如此强大。它已经成为了欧盟的领头羊，但却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领导这个集体。
正因为这个原因，欧洲的许多改变都在不顾德国反对的情况下发生了。最后，德国政府只能求助于政治180度转向的手腕，结果就是德国虽然在经济上强大，却在制度上逐渐弱化——该国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中影响力逐渐减弱的状况正好反映出这一变动。
旧的德意志银行已经在9月6日归于沉寂，因为尽管德意志银行主席延斯·魏德曼（JensWeidmann）一力反对，欧洲央行依然采取了其“完全货币交易”计划——可以无限制地购买欧元区危机国的政府债券。而埋葬旧德意志银行的不是欧洲央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MarioDraghi），而是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AngelaMerkel）。
德意志银行并不是一场南欧危险合谋的受害者；相反是它自己落在了潮流后面。如果它得势的话，欧元区将不复存在。将理想放在实用主义之上在任何危机中都必输无疑。
目前来说，欧元区正处在形成一个银行联盟的门槛上，随后则会是一个财政联盟。但即便只成立一个银行联盟，向一个政治联盟推进的压力也将不断增大，
由于拥有27个成员国（克罗地亚加入后将达到28个），欧盟条约的修改将变得不可能，不仅因为英国继续反对进一步的欧洲一体化，但也由于许多成员国都必须就修订发起公民投票。这些表决将成为对各国政府危机政策的审判，没有政府会头脑发热到想要去做这一点。
这意味着到了某些时候就需要达成一些政府间协议，而欧元区将朝着跨政府联邦制度的方向发展。这肯定是令人兴奋的，因为它将带来一些完全意料之外的政治一体化可能性。
最后，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Sarkozy）将得势，因为当今的欧元区是一个由成员国政府首脑（极其财政部长）组成的事实上的经济政府所领导。欧洲联邦主义者会欢迎这一点，因为随着越来越多政府首脑转变成为一个欧元区整体的政府，它们当前这种既是欧盟执行者又是立法者的双重角色就越快被废弃。
欧洲议会将无法填补这个不断扩大的真空地带，因为它缺乏财政方面的主权——这一权利将依然无限期地握在各国立法机关手里。只有各国议会能填补这一真空，而它们需要一个在欧元区内的共同平台——某种“欧元议院”——以此它们可以控制欧洲的经济治理。
欧洲议会以及布鲁塞尔的联邦主义者不应感到被威胁。相反，他们应当意识到并利用这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各国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应当迅速集合起来并理清互相之间的关系。在中期内，一个拥有两个议院的欧洲议会将浮现。
这个危机为欧洲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它定义了未来几年的议程：银行联盟，财政联盟，政治联盟。而缺失的则是一个针对危机国家制定的经济增长战略；但考虑到南欧地区不断动荡的局势，这样一个战略的出台是无可避免的。如果能认识到危机所创造的机会，欧洲人就有理由去保持乐观——并大胆而果断地抓住这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