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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前夕,新莫干山会议传递了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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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金融发展的重点还是应该关注金融要回到支持实体经济之本质要求?

“关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以外,对即将召开的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建议关注焦点是研究如何深入参与和推动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完善。”

9月26日,在第五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2016年)闭幕式上,中青年改革与创新论坛名誉理事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教授如是说。

这位曾三次参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且作为所在单位的代表、较为深度参与会议筹备工作和有关政府研究工作的政府官员坦言,本次会议之所以选金融改革与金融创新作为主题,正是为了呼应或者配合即将召开的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主题和精神。

按照曹文炼的话说,此次莫干山会议之三天讨论,着眼当前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热点问题,从普惠金融与创新、新供给新金融新经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金融发展、全球化背景下的治理与改革创新、金融市场与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创新等六个方面以论坛方式、畅谈改革、为国家金融改革献计献策。

三天改革思辨“激荡”留下来的声音是:金融回归实体、建议筹谋“发财部”、若干年后人民币或贬值6%、五大金融改革和创新“谋略”、金融改革的两大衡量指标等等。这些信号会怎样被市场“消化”?

传递怎样的“信号”?

那么,与前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面临的问题有什么特点?有何不足?在曹文炼看来,当下的市场上热点很多,诸如,人民币汇率稳定问题;关于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还是再构造问题;关于银行不良资产贷款的比例如何控制或者不良资产如何化解的问题;关于普惠金融的问题等等。

不过,归结起来,曹文炼认为,下一步金融发展的重点还是应该关注第四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即第一次提出来的——金融要回到支持实体经济之本质要求。“实体经济是金融发展的基础,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要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服务。”

这其中,市场曾传闻,金融监管机构改革方案将在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无独有偶,瑞穗证劵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新莫干山会议上建议,成立超级央行,超级央行行长可能就统管整个金融,地位相当于副总理,另外,建议把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并起来变成一个超级海外概念的财政部,即所谓“发财部”,也是一个副总理主管。

其实,“发财部”一说并不新鲜。沈建光早在2013年就提出,鉴于发改委与财政部权责严重失衡,中国迫切需要将两部门合并,成立一个“超级财政部”;同时应分离出“改革委员会”,专司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当下,“改革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势在必行。”沈建光说。他从8个方面去支撑其逻辑框架:诸如: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现有金融监管体系严重落后于金融发展现状;现实危机拉响警报;国际经验显示央行在宏观审慎方面的地位增强,监管职能大大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金融创新,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加大了对现有金融监管的挑战;部门利益之间协调困难;央行作为金融体系流动性的最后提供者,常常面临信息不对称;最后是容易造成宏观政策的叠加效应。

就此而言,沈建光解释,一般而言,货币政策往往需要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做出相机抉择,但从过去经验来看,由于银行业面临央行与银监会两道关卡,两种力量相互作用下有时政策会产生叠加抑或是削弱的效果。

若动真格,可能的改革路径是啥呢?沈建光抛出了三种方案:诸如,强调把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做实;比如在国家层面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从更高层面协调“一行三会”;其次,将“三会”监管权统一,成立综合监管机构;第三种是,仿效危机后国际央行改革最新经验,将 “三会”并入央行。即采取超级央行模式。

正如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黄剑辉院长所言,对“一行三会”进行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和价格变革。他代表新供给新金融新经济分论坛发言。

该论坛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围绕金融监管、金融改革、实体经济、银行转型等方面进行讨论,并对未来世界和国内经济发展作出相应预测,认为2018年美国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衰退将持续到2025年;明年欧洲可能发生危机,并可能导致欧盟解体;中国房地产去库存还需要2-3年时间,人民币在未来若干年有贬值6%的可能。

改革“一行三会”之外,此论坛讨论建议诸如:国内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改革机构、职能,合并发改委和财政部;积极化解过剩产能,把污染和气候变化成本内化到企业成本里;产业金融方面,中国产业存在诸多短板,未来产业发展要对这些痛点逐一解决;产业升级方面,需要从宏观治理层面、地方层面、微观主体三方面进行改革,共同促进产业升级等。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国际金融系主任林曙则代表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创新分论坛发言。激烈讨论之后,该论坛达成三个共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已经处于重塑阶段;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已经用尽“洪荒之力”,但效果有限;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人民币一定要有一席之地。

“全球货币改革不可避免会碰到一个难点,即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如何在实践中找到一个所谓激励相融的改革方案,是各国都要思考的问题。”此分论坛提出。

五大谋略

回到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问题上,曹文炼提出了五大谋略:
诸如,要把金融支持供给侧改革作为重点。在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工作要在支持、配合中央提出的“三去一降一补”方面出实招、用实劲、见实效。

其次,要充分发挥并创新金融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几次国际经济危机,其深刻根源都在于收入分配失衡。各种收入不均衡的发生也是当前我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和挑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创新金融工具,不断调节收入分配。

再者,要研究如何更好发挥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支持实体经济。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特点,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

再如,金融应该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有更大的作为。要研究我们的利润从哪里来?真正成功的国际性大型企业的利润主要都是来自海外。

而在代表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金融发展分论坛的发言上,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田利辉教授称,“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进一步明确措施,鼓励并引导中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并通过金融等手段予以保驾护航,让企业通过市场化行为,主动在域外“开疆辟土”,促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图伟业逐步落实。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实际是三驾马车的框架,国家开发银行进行政策性服务,亚投行进行开发性投资服务,丝路基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三个机构定位清晰、分工明确。在这样的金融服务框架下,需要明确实体企业如何引入。

该论坛呼吁,相关部门宜采取招标投标竞标来决定哪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非指定,应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

此外,该论坛建议,相关部门宜采取招标投标竞标来决定哪些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而非指定,应该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民营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预算约束,能够主动防范风险,而且灵活性强,易于外商合作。如果能够起到引导各类主体都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才是中国政策制定和金融体制引导的成功。此外,务必要防范金融风险、加强金融创新、保持金融稳定,可以考虑与伊斯兰金融加强合作,互惠共赢。

最后一大“谋略”是,中国要在深度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监管体系完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衡量我们的金融改革是否成功、金融创新是否有效,主要看两个指标,一是中国是否能够保持6.5%左右的GDP增速;二是能不能保持人民币在均衡汇率基础上的稳定,在未来五年至少成为世界次强币种。”曹文炼说。

(来源:经济观察网 记者:欧阳晓红 实习记者:李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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