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德国的经济模式是欧洲的未来，我们都应为此感到非常担忧。但看上去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在竞选连任的德国现任总理、基民盟(Christian Democrat)党首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眼下似乎胜利在望。她在竞选中承诺，“将妥善把握德国的未来”。换句话说，默克尔将确保未来跟现在差不多。德国对欧元区危机的政策回应可能仍会是，劝服欧元区成员国追随德国取得竞争力的道路：降低劳动力成本。但别搞错了。尽管降低劳动力成本一直是过去12年里德国的出口大获成功的基础，出口也一直是那段时期德国唯一稳定的增长来源，但一个富裕国家不应将竞争力的基础建立在低薪之上。
失业率自2003年以来之所以不断下降，是因为出现了大量低薪的兼职（或工作时间灵活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上的劳动者没有二战后早先那几代人所享受的那种福利和保护。根据收入中值衡量，德国现在的低薪劳动者比例在西欧国家中名列榜首。德国平均工资十多年来停滞不前，其增幅在去年才首次跑赢通胀率和生产率升幅。
在理想的情况下，富裕国家应该靠研发和资本投资保持竞争力。然而，自1991年以来，德国的固定投资总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一直稳步下滑，如今已从当初的24%降至不到18%。经合组织(OECD)最近发布的德国经济调查(Economic Survey of Germany)显示，自2001年以来，德国的投资规模一直远远低于七国集团(G7)其他领先经济体的水平（且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和英国在21世纪头十年中期出现泡沫）。甚至连自2003年以来就业情况奇迹般的好转以及出口的繁荣，也未能诱使德国企业扩大投资。另外，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更加不足。
富裕国家要想保住自己在增值链顶端的位置、从而靠生产率去竞争，还有另一种方式，即：投资于人力资本，也就是让劳动者接受教育。在加拿大、法国、日本、波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者所占比例至少比德国高出10%，大多比德国高出20%、甚至更多。另外，25岁至34岁人群中拥有高等教育文凭的比例与前几代人相同或者更低的发达经济体只有两个，其中一个就是德国（另一个是美国）。德国一直未对公立大学体系进行投入，私营部门虽然仍在维持著名的学徒制，但没有进一步扩大这一制度的规模。
结果导致，德国的生产率增幅一直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德国按工作小时数平均的GDP数值增幅较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低出25%，不管是回溯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是只看过去的10年，也不管是否包括美国和英国出现泡沫的那些年份。看过这些生产率数字，你就会明白，德国企业为何只能靠降低相对薪资以及将生产向东方转移去竞争。
德国有一些优秀的中小家族企业，这些企业向中国出口制成品。但这些例子无损于上述事实。正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劳伦斯•爱德华兹(Lawrence Edwards)和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在他们的新书《Rising Tide》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40年里，在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包括德国）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降幅都一样，为15%左右。富裕经济体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缩减幅度较小的只有意大利和日本，而这两个国家都不以制造业为增长引擎。自1990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指一国制成品与该国进口制成品的相对价值）累计升幅与德国相同。没有证据表明德国的制造业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一些人可能会说，德国只是充分利用了有利形势：相对富裕的经济体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尤其是考虑到西方低技术含量的工作薪资面临下行压力。当然，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的现象并非德国独有。然而，将德国的选择归结为利用有利形势，会导致我们无视一种不同的改革议程可以带来的好处，这种议程对德国和欧元区而言仍是可能的选择。
投资不足是德国经济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而这些问题不应归咎于德国目前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德国对出口的依赖让该国政策制定者忽视了以下任务：银行的资本重组、对服务业放松管制以及鼓励资本进行重新配置（从传统行业中移出）。另外，对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发展进行公共投资，可能有助于增加有利可图的私人投资，这种私人投资将促使经济增长和薪资水平上涨。
对外部需求的依赖，让德国劳动者失去了原本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他们原本可以攒下和消费的那部分钱。这让他们陷入依赖出口图增长的循环而无法自拔。最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在价值链上的相对位置下降（而非上升）了。如果德国在欧盟内的贸易伙伴国也实行同样的政策，将加大德国面临的那些压力。就德国或欧洲的未来而言，压缩薪资将不是一个成功的增长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