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9日，就在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宣告破产的六天之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依然将其投资评级维持在“A”级水平。而另一评级机构穆迪（Moody）则等待了更久，直到该投行倒闭的前一个工作日才调低其评级。为何这些著名评级机构——以及投资银行——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
监管者，银行家和评级机构都应该为此次危机负上很大责任。但这场差点爆发的大崩盘更多源自于当代经济模型对金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或者更宏观地说，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的理解错误，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失效。
这些模型为众多政策决策和金融创新提供了看似科学的基础理论支持，也正是这些决策和创新大大提升了此次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如果并非不可避免的话。在雷曼兄弟垮掉之后，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在国会听证时说自己在“自利行为将保护社会免遭金融系统过度膨胀冲击”的理论体系中“找到了一个缺陷”，但大错却早已酿成了。
这一信条可以追溯到与资产价格不稳定性原因有关的流行经济理论——该理论用“未来会机械性地重复过去”的法则来解释风险和资产价格波动。当代经济学家的机械模型认为自利的市场参与者们会察觉到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格已经到达过度危机杠杆水平，因此也不会购买这些产品。于是乎，这些过剩性波动就被视为是市场参与者非理性的特征。
这一有缺陷的假设——认为自利决策可以通过机械法则恰当描述出来——催生了虚拟金融工具，并在一个看似科学的基础上证明了自身的正确性，以此向全球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大肆推销。值得留意的是，正是由于许多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反而避免了这类金融创新所导致的许多更恶劣后果。
当代经济学家依赖机械法则去理解——以及影响——经济结果的状况也延伸到了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并经常利用政权来行事。在此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MaynardKeynes）一定会对他们的做法表示反对。凯恩斯本人很早就认识到了应用这些机械法则的谬误，他警告说：“我们让自己陷入了一个巨大的麻烦之中……在一台精巧机器的控制之下跌跌撞撞地前行，但却连这台机器如何运作都毫不知情。”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试图提供一个缺失的理论基础，以证明必须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才能驾驭脱胎于大萧条的更先进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二战以后，他的追随者们发展出了一个更加野心勃勃的议程。他们不去想如何抵消经济活动中如1930年代深度收缩那样的过剩性波动，而是把焦点放在维持充分就业的所谓稳定性政策之上。在这些政策背后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假设一个经济体的“真正”潜力——以及可以利用扩张性政策来填补（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所谓产出缺口——是可以被精确测算的。
然而，坦白地说，这种认为一位经济学家可以超前全面精确说明那些累计产出--以及经济活动的潜在水平--如何随着时间不断展现的信条是荒谬的。其中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美联储针对2008年就业刺激政策时机和效果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模型预测，和最终结果之间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
但经济学界的主流依然坚持这类机械性模型是有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就认为一个基于“教科书式宏观经济学”的“随手一算”表明2009年美国8000亿美元财政刺激的规模应该扩大三倍。
很显然，我们得找一本新教科书了。问题不在于财政刺激是否有效，或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是否更加有效，而政策制定者们是否应当依赖任何假设“未来会机械性地重复过去”的理论模型。比如说，导致数百万美国住宅持有者负资产的房地产市场崩溃可不在教科书模型里，但却导致基于这些模型的精确财政刺激测算变成了不可能的事。因此对于这些模型为经济政策提供了任何科学依据的说法，公众都应该表示高度怀疑。
但重提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vonHayek）所谓经济学家“假装拥有精确知识”的说法并不是说经济理论就不可能去影响政策制定了。事实上，在我们理解金融不稳定性以及国家在缓和这一特性时所扮演角色的过程中，认识到经济学家，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都拥有永远不可能完备的知识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资产价格震荡的加大并不是因为市场参与者是非理性的，而是由于他们试图用自身不完备的知识来应对不同投资项目的未来收益流。因此市场的不稳定性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分配其储蓄的其中一个内容。有见及此，政策制定者们应当介入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资产的真正价值拥有更多认识（事实上没人会有），而是因为逐利的市场参与者并不会考虑到价格暴涨暴跌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在凯恩斯眼中，政策制定者应当尝试去减缓的就是上述过度波动，而非那些不现实的“真实”价值量——无论是资产还是失业率——所衍生的偏离性举动。跟他们各自的追随者不同的是，凯恩斯和哈耶克都知道不完美的知识以及非常规的变化意味着政策规章，及其背后的可变因素，时而相关时而又不相关，没人能预测。
而这一正确观点似乎也重新回到了凯恩斯的祖国英国。正如前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所说：“我们对经济的理解尚未完善且处于持续改进之中……用来自一个已知经济模型的持续性法则来解释货币政策相当于忽略了这个学习的过程。”他的继任者，马克·卡尼（MarkCarney）实践了这一观点，用一系列关键指标指引下的限制性自由决定权取代了固定的政策法则。
这种模式下的政策制定不是为了尝试去实现特定的数字指标——无论是通胀还是失业率，而是试图抑制过度波动。因此也是为了应对现实存在的问题，而不是符合什么理论和法则（它们或许会觉得这些问题已经过时了）。如果我们要正视导致2008年危机的成因——并且认真思考如何防止其卷土重来的话，就必须在受益于经济分析的同时认识到它也有自身所不能实现的地方。
罗曼·弗里德曼RomanFrydman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麦克尔·D·金伯格MichaelD.Goldberg是新罕布什尔州大学经济学教授，两人合作的著作有《不完美知识经济学》以及《超越机械性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