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全球领导人在华盛顿参加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时，迎接他们的将是最大经济体模糊的前景。美国正在复苏，但却受到政治极化的困扰，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经济损失。欧洲从衰退中的复苏也是不温不火。日本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尚在实施中。
但对新兴市场，领导人们将有更加清晰的认识：派对已经结束。这些国家的增长前景之所以黯淡，主要是由于过去十年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高大宗商品价格和廉价资本——现在在恶化。但新兴市场的中期增长却被误读。
对其增长持久性的任何评估都应该考虑时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期，很多发展中国家就开始追赶发达国家，并且速度越来越快。但有利的外部环境（大宗商品繁荣和宽松货币）只是新千年前十年特有的。换句话说，新兴市场经济表现的改善不仅仅是由于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
短期内，这种环境自然可以促进增长，但其长期效果却值得怀疑。很少有哪个新兴市场是靠大宗商品繁荣获得持续增长。有着较好制度的国家（比如智利）使用财政收入都非常谨慎，因而为可持续增长创造了条件。然而，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制度都比较薄弱。在繁荣时期，它们挥霍财政收入，任凭出口领域失去竞争力，延迟改革，陷于腐败和不力的治理，所有这些都损害了长期经济表现。相对于油价下跌时期而言，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油价飙升时期更加拖累俄罗斯，因为油价上升使他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可能实施迫切需要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即使大宗商品繁荣没有坏处，它们的影响也是复杂的，因为每一个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出口商背后都有一个遭受损失的进口商。甚至是金砖国家(Brics)集团也均分成了净进口国（中国和印度）和净出口国（巴西和俄罗斯）。
类似地，宽松流动性的影响也被误解。短期内廉价货币和资金流动可以刺激增长，但“最后审判日”注定会到来：资金“骤停”会让举债最多的国家遭遇最严重的增长崩溃。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危机之后就是如此。在最近影响新兴市场的动荡中也是如此，那些以经常账户赤字形式拥有最多资本流入的国家（巴西、印度、印尼、土耳其、南非）出现了最严重的汇率下跌和金融市场波动。
奥利维耶•让那(Olivier Jeanne)、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和我最近合著的一本书发现，在中期内（拉平繁荣和低谷期），增长与除外国直接投资以外的资本流入几乎没有联系，这一发现反映了上述与资本流动相关的循环。
最后，发展中国家面对的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贸易伙伴中的开放市场）仍然相对有利。美国、欧洲、日本遭遇了严重的结构性震荡——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激增，特别是从中国。它们也经历了一场周期性震荡：大衰退(Great Recession)。然而，它们并没有设置显著的贸易壁垒，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来说是好事。随着亚洲和欧洲新的贸易举措的推出，加上中国改革的诱人前景，进一步市场开放可能会迎来更有利的局面。
但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新兴市场，特别是金砖国家眼前的任务比较简单。中国必须实现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再平衡。巴西和印度必须克服宏观经济脆弱性，恢复增长势头。但这些主要还是国内挑战。
虽然外部环境变化在短期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不应因此而夜不能寐。不值得为热钱逃离或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悲恸。
本文作者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谁需要开放资本账户》(Who Needs to Open the Capital Account?)一书的合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