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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中美应达成“大妥协”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习近平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合作言论将回荡在南加州的沙漠上空。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全球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有可能削弱全球经济赖以运转的机构。

预计习近平将在未来10年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当他在几年后会晤下届美国总统时,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能都已变得无关紧要。这对世界其他经济体而言可能是场灾难。

出路是由美国和中国达成一项“大妥协”。这将要求为了目的而交换权力。换句话说,美国将在这些机构放弃部分权力,以换取中国发挥更大的全球领导作用,从而维护体系的真正目的——自由、公平的全球化。但中美双方首先必须克服日益加深的互不信任。

中国一直是开放的全球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不过,中国不满这套体系的规则一直由美国说了算。例如,美国仍未批准IMF投票安排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本来会增加中国的话语权。美国不愿支持提高世行的放贷能力。结果,中国正在创建平行的架构:用金砖国家银行来对抗世界银行,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倡议来抗衡美国涉足亚洲。

对于美国而言,不信任主要源自中国的军事野心和网络间谍行为。在经济层面,不信任源自中国的重商主义汇率政策、封闭的金融与外汇体系、纵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以及国家资本主义持续盛行。在美国方面看来,中国利用了其他国家的开放并从中得益,自己却保持相对封闭,这种组合是与全球领导角色不相称的。这种观感促使美国推动一些倡议,例如《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分别同亚洲和欧洲国家展开自由贸易谈判。这些努力推动了自由化,但也对中国构成歧视。

“大妥协”将包括哪些内容?美国应该努力增加中国在IMF和世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中的权力与影响力,使其与美国和欧洲平起平坐。美国、尤其是债台高筑的欧洲,不应继续在这些机构中掌握否决权——但如果它们继续拥有否决权,那么中国也应该有。美国应该积极推动人民币崛起,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只要中国乐于合作,美国应该暂停TPP和TTIP等歧视性倡议,转而支持由WTO牵头的新的自由化倡议。

就维护开放经济体系而言,中国要做出自己的贡献,不妨提议大幅扩充IMF的规模,为防范全球经济冲击提供集体保障。中国应当致力于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不妨称之为“中国回合”),在这个回合的谈判中,中国将建设性地致力于开放其市场,以换取伙伴国家解决中国的某些关切。要使这一切具有可信度,中国就必须愿意在国内采取措施,开放金融与外汇市场,并缩减国家资本主义的存在。

美国有什么理由愿意割让权力?如果中国在现有机构中获得更大权力,中国就将具有维护这些机构的更大动力。例如,如果人民币成为一种储备货币,中国就将不愿做危及这种地位的事,比如把外国人挡在本国市场门外,或者践踏产权。如果中国在世行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将不会那么热心地构建金砖国家银行。多边主义能够界定正当行为的标准,从而有助于约束中国。在外界对中国施加影响力的底气趋于枯竭之际,这种软实力是仅存的少量武器之一。
在国内面对各种紧迫挑战之际,中国又为何愿意承担额外的责任?因为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再平衡战略(从高水平的资本投资转向消费)要求发起新一轮自由化努力,改革国有企业,开放金融市场。这也是外部人士所乐见、开放的贸易体系所需要的局面。同样,中国通过加强IMF,将获得防范全球金融不稳定的保障;全球金融不稳定对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将是代价惨重的。

二战后,美国留下了一个开放、基于规则的多边经济体系,即便作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强国,它自己并不真正需要这一体系。如今,处于相对衰落的美国,需要把这套体系当作抵挡崛起中的中国的最佳防线。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抵制本能反应,拥抱自身利益——通过放弃部分权力。

本文作者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著有《遮天蔽日:生活在中国经济统治的阴影下》(Eclipse)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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