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 劳伦斯•萨默斯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本月，围绕政府重新开张和提高债务上限的僵局让华盛顿方面精疲力尽。正如1995-96年政府关门和2011年债务上限恐慌那样，十之八九，今后能记住这段经历的主要将是那些直接参与谈判的人士。但未来的历史学家们或许会将今天的危机视作一个转折点——它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失灵，是应当避免的坏榜样，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样。
令这场悲剧雪上加霜的是，当前危机中，人们争论的大多数话题与美国面临的重大机遇和挑战并无太大关系。关于“持续决议”(continuing resolution)和提高债务上限具体时机的无休止讨论如此，有关调整国会人员医疗计划或削减医疗器械税（仅占GDP的0.015%左右）的提议亦是如此。
更根本的在于：比起美国经济面临的其他更为紧迫的问题，目前和未来的预算赤字只是次要问题。关于美国将面临重大赤字问题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比起政策界不少人着迷的长期预算协议，通过重增长手段间接解决赤字问题的政策在经济上更稳健，在政治上也更合理。
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的最新预计是，联邦赤字到2015年将降低为GDP的2%，十年后债务与GDP比例将低于目前75%的水平。CBO预计，按照现行法律，债务与GDP之比在较长期内将趋于上升，但相对美国经济规模而言，上升幅度并不算大。如果增加税收或削减支出的幅度在未来25年内达到GDP的0.8%，或是在未来75年内达到GDP的1.7%，将能够抵消掉债务与GDP比例的这部分上升。
这些数字处于赤字预测的合理置信区间中。CBO最近一次的全面性评估显示，不计政策调整引起的一切误差，对未来5年外推预测的预计误差达到GDP的3.5%。换言之，鉴于预测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在没有新的政策调整情况下，债务与GDP比例在未来25或75年内有近40%的下降概率。
当然，债务问题也可能变得比目前的预测糟糕得多。
但在大部分领域，政策制定者不会在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统计学证据时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如果没有证据表明极有可能发生显著的气候变化，很少有人会支持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削减赤字却成了人们的普遍看法，即便权威的短期赤字预测没有显示出任何问题，长期预测也在误差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有些长期内具有深刻意义的措施应成为当前工作重点。CBO数据表明，只要经济年增长率提高0.2%，便能完全消除预计的长期预算缺口。除了解决债务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率还将促进家庭收入增长，增强美国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偿还债务，促进研发投资。
促增长益处多多（减少联邦债务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比起增税、减支之类的措施，促增长政策带来的好处会有更多的人感受得到。此外，在促增长政策方面，没有哪个党绝对比对方高明。我们需要增加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也需要减少限制私营基础设施投资的监管壁垒。我们需要增加教育投资，也需要加强教育机构的责任感。我们需要增加可再生能源技术相关的基础科学投资，但在中期内，我们需要利用美国近年发现的大量天然气资源。我们需要确保政府具备在信息时代有效运转的工具，但同样要确保公共政策鼓励创业。
过去5年内投入“预算交易”的精力哪怕有一半能投入“增长战略”，政府财政就会比现在更加健康，“美国榜样”的力量也会得以恢复。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家在向错误方向行进、家庭收入停滞不前之时，光是减少政治斗争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开始着眼于那些真正最重要的问题。
本文作者为哈佛大学(Harvard)查尔斯•W•艾略特大学教授(Charles W. Eliot university professor)，曾任美国财政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