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有些不同寻常和令人不安。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似乎主要集中在技术层面的政策变化。这些变化被认为是重组中国国家主导型经济、重振经济增长的关键。
政府会实施利率自由化和放松资本管制吗？财政制度如何修改？土地改革会成为改革方案的一部分吗？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在中国以外，商界领袖普遍持有的观点是新政府已经巩固了权力，并获得了足够的权威来推行深刻的经济改革。习近平和他的同事们只需要保证具体措施正确。
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很合理。人们认为，在中国自上而下的政治体系中，统一的领导层完全有能力让官僚系统听命。反腐败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薄熙来的入狱则是对新领导对手（不管地位多高）的一次警告。人们广泛认为，中国各个级别的官员都会顺从。
不幸的是，这一观点太乐观也太幼稚。这一观点高估了当代中国反腐败运动的效果（过去三十年类似的运动进行过多次），也忽略了中国经济减速的政治原因。尽管在政府内部着手净化腐败的努力值得赞赏，但认识到其局限性同样重要。
目前，反腐运动仍只是有选择性起诉的常规作战。众所周知，中国无力在地方层面强行推行政策，而中国各省市之间普遍存在紧密的互助互惠关系，因此期待当前的反腐运动产生比过去好得多的效果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反腐斗争还需要与自身作斗争。但正是缺乏对权力执行的有效制衡助长和维持了无处不在的腐败。
对中共推行市场导向改革持乐观态度者还忽视了通往未来增长和繁荣的现实障碍，这一障碍并不在于缺少经济思想和政策的专业性，相反，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大家心里都清楚，甚至可以说显而易见。
阻止中国追求这些改革的是来自权势既得利益集团（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经济政策官僚机构、政治精英家族和后台强大的商人家族的成员）和有缺陷的政治制度的联合反对。克服这些反对势力并推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易事。
与前两次中国经济改革突破（分别在1978年和1992年）相比，现在面临着不同的环境和严峻得多的挑战。邓小平改革的反对者受意识形态驱使，他们在毛泽东主义政治经济体系中并没有个人利益。战胜他们需要建立党内胜利联盟、打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争取公众支持，邓小平正是这么做的。
相反，如今执政精英从国家主导型经济中获得了直接且巨大的好处。市场导向改革要创造公平的竞争平台，就会伤害他们的利益，削减他们的特权，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对。只有动员体制之外的压力才能迫使这些内部人士接受中国经济所需要的一些分散化和自由化改革。
若能如此，中国将更有可能改善其法律制度、增加政治问责、强化私人产权保护、让政府真正“为人民服务”（毛泽东语）。没有真正的重大政治变革，技术层面改革方案只能治中国经济症候之标，而不能治其制度性原因之本。
在评估三中全会成果时，真正应该寻找的是大胆的政治改革迹象。
裴敏欣是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非专职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