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明年届满之时，全世界都能看到其所取得的众多成就。无法喝到洁净饮用水的人口数量下降了一半，令1亿贫民区居民受益；教育领域的性别平等状况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数百万人拓宽了获取医疗卫生服务的途径。但我们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业；许多国家依然落后于整体发展，各国内部也存在着大量差异。
2015年后的发展议程承诺要完成千年发展目标未竟的事业，并增添了一些与社会包容、可持续性、就业、增长，治理以及合作相关的目标。而成功则不仅取决于全球领导者将过往经验应用于策划有效政策项目的能力，还在于他们寻找创新手段去资助这些项目的技巧。
最近发布的一份世界银行集团报告——2015年后的发展融资——定义了三个应当在贯彻下一轮发展议程的主要考虑因素。首先，当前大多数穷人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还有许多居住在高收入国家。其二，对发展融资的讨论重点应当从援助数量扩展到质量——包括调动其他金融资源的能力。最后，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了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也日渐紧密。
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经济图景之下，资助一个改革式发展议程就需要实现一种前所未有层面的合作，其中涵盖政府，捐助者，私人部门，以及促进现有资源更有效利用并吸引新多样性融资资源的政策和机构。世界银行报告提出了四个发展融资的基本支柱：国内资源动员；更明智的援助；国内私人融资；外部私人融资。
国内资源占据了发展中国家所能获取融资的最大一部分，在2012年动员了7.7万亿美元，主要通过税收，关税以及自然资源开采特许权来实现。但虽然发展中国家收入自2000年以来年均增长14%，但最贫穷国家的平均税务收入只占GDP约10~14%，而中等收入国家为16~20%，高收入国家为20~30%。
国内资源的调动和管理水平的提升——例如加强税收管理，谈判和管理自然资源开采合约能力的提升，以及限制资本外逃以及非法资金流的强大机制——将大大改善这种状况。政府补贴改革也会为收入提供大量提升空间。在2010年，4000亿美元矿物燃料补贴中只有8%能惠及到最贫困的20%的人群。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要经济体就能推卸自身支持发展的责任。相比之下，更明智的援助对于2015后发展议程的资助来说至关重要。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令官方发展援助——2012年共为1280亿美元——相形见拙，但后者占据了那些弱势动乱国家政府预算的40%以上。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在救助极端贫困人口，资助人力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以及铺平的过程中占据了核心角色
尽管有许多新政府捐助者和大型私人基金不断涌现，但许多最富有国家的财政压力导致官方发展援助自2010年以来下跌了6%（以实际价值计）。在这个背景之下，全球领导人必须找出能提升官方发展援助执行效率的机制。比如说，他们可以把援助导向医疗和教育部门等私人融资不太会涉及的领域，同时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去吸引更多的私人部门融资，比如通过公共-私人部门伙伴关系或者投资风险转移。
这就引领我们关注到发展融资的第三个关键来源：国内私人融资。构建一个生机勃勃且有能力孕育包容性增长，创造工作岗位以及扩大国内政府收入基础的私人部门需要首先改善微小和中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在一个强力有效监管框架下的融资包容性可以促进负责任借贷并鼓励创新。而政府的工作就是要创造这么一个能容许企业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的环境。作为回报，企业必须超越最低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去协助推进人民福祉和环境可持续发展。
而发展融资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则是外部私人融资，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国际银行贷款，债券股票市场和私人汇款来实现。虽然全球储蓄总额高达17万亿美元且流动性处于创纪录的高位，但只有其中一小部分被引向支持发展目标——例如弥合巨大基础设施差距——的投资。
更高质量的项目以及旨在转移风险的创新可以为私人部门参与扫除障碍，同时设计完善的公共-私人伙伴关系和完善的国内资本市场将有助于将投资者“聚拢”与关键领域。本地货币债券市场，全球公共物资的垂直市场，碳交易市场，以及洗衣机构投资者和主权财富基金的新机制都将有所助益。最后，利用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的海外汇款，就有空间发展有利于海外侨民向发展项目投资的融资工具。
这一发展融资的手段可不是全新的。在2002年，联合国发展融资国际会议制定了蒙特雷共识，强调发展融资中的国内资源动员、援助、投资、贸易，体制和政策延续性。
正如最近的一项联合国决议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所需要的是一场跟进会议，让世界领导人们可以总结自2002年以来所吸取的教训，并以此决定如何在一个不断变革的全球经济图景下推进2015后发展计划。一个“第二次蒙特雷”会议将有助各国描绘一个更加清晰也更现实的现有可利用融资资源图景，让它们可以把急需的投资优先处置——并因此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成功启动贡献自己的力量。
马哈茂德•穆希丁（Mahmoud Mohieldin），世界银行行长千年发展目标与金融发展特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