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分析：“中国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衰退——我是指负的GDP增长率，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像美国一样，每年保持2%到3%的增长率。”
当法玛和席勒共同获奖时，大家都好奇两人会如何评价对方的学术成就？
面对这一问题，席勒回应：“我和法玛的分歧没那么大，我们在一些事实上达成共识。”
席勒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去年诺贝尔组委会为所有获奖者提供了为期一周的免费斯德哥尔摩之旅。在这段旅程中，自己和法玛教授进行了多次探讨。“我们都赞同股票市场在长期前景方面是可以预测的。”席勒说，“这并不是说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
2013年10月，罗伯特·席勒和尤金·法玛以及拉斯·汉森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项荣誉让三人一夜之间成为了全球知名的公众人物。这一点在中国也不例外。日前，席勒现身上海参加“2014上海论坛”，会议间隙就有粉丝带着《非理性繁荣》一书前来索要签名。同样作为“粉丝”之一，《国际金融报》记者有幸在席勒的“上海行”间对他进行了专访。
作为席勒最为知名的代表作，《非理性繁荣》出版于2000年。席勒在书中分析了全美民众对股票投资过度着迷这一众人皆知但无人承认的社会现实，并预测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此后，席勒又对美国“繁荣”的楼市进行研究，并成功预测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这两次精准的预测让席勒名声大噪。在获奖原因中，诺贝尔组委会称赞了席勒对“资产价格实证分析”所作出的贡献。
事实上，席勒是行为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学者。他创造性地将心理学分析引入经济学中，并通过严谨的论述反驳了“人是理性的”这一经典经济学假设。时至今日，席勒依然在不断更新书中的数据，为自己的理论添砖加瓦。
在席勒获奖之后，上海交通大学金融学教授朱宁曾撰文回忆了自己的导师。在这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朱宁透露席勒教授兴趣广泛，对房地产、资本市场的历史规律、心理学，甚至天文学都有所研究，并且常常引用数年甚至数十年前的历史传记、报章杂文，乃至德文原著，“知识面之广，让人钦佩”。
此言不虚。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的采访中，席勒对金融历史、社会思潮乃至最新的科技发展都如数家珍，常常准确报出某一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份。
严谨的治学，加之开放的思维，或许是席勒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键。不过，谈及曾经的荣誉，席勒似乎已经淡然处之。在采访中，席勒开玩笑地对记者说，“我已经忘了(获得诺贝尔奖)。”
“我和法玛分歧没那么大”
当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时，外界普遍对这份获奖名单感到惊讶。原因是席勒和法玛在学术上是“死对头”。法玛是“有效市场理论”的倡导者，而席勒是这个理论最著名的反对者。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法玛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股票的价格已经充分反映了所有可能的信息，包括所有公开的公共信息和未公开的私人信息，在股票价格对信息的迅速反应下，投资者不可能存在任何高出正常收益的机会。
而席勒的研究则表明股票价格的波动比公司分红的波动更大。席勒研究了美国1871-1979年间标准普尔综合股价指数和相关股利数据变化的关系，发现股价波动是公司分红波动程度的5-13倍，存在过度波动特征。1981年，这项研究以《股价过度波动能根据其后的股利变化进行解释吗》为题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对“有效市场假说”发起了冲击。
因此，当法玛和席勒共同获奖时，大家都好奇两人会如何评价对方的学术成就？
面对这一问题，席勒回应：“我和法玛的分歧没那么大，我们在一些事实上达成共识。”
席勒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去年诺贝尔组委会为所有获奖者提供了为期一周的免费斯德哥尔摩之旅。在这段旅程中，自己和法玛教授进行了多次探讨。“我们都赞同股票市场在长期前景方面是可以预测的。”席勒说，“这并不是说明天会怎么样，我们无法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
除此之外，两人在学术观点上的分歧还是颇为明显。法玛并不赞同“泡沫”一词，而席勒则给“泡沫”准确地下过定义——在股票市场中，“泡沫”指所有投资者都进行买入行为，从而推高了价格。对此，席勒委婉地评论，“法玛教授已经70岁了，我不可能说他过去的理论是错误的，这非常不礼貌。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但并不是100%正确。”
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两位经济学家也曾有过“不愉快”的经历。
法玛目前是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教授。这所久负盛名的商学院之所以更名为“布斯”，是为了纪念其校友，也是法玛的学生大卫·布斯捐赠的3亿美元。从芝加哥商学院毕业之后，大卫·布斯创立了一家基金公司，并利用法玛的理论和量化模型从资本市场获取了巨大的利润。在席勒看来，这一事实恰好证明了市场并非完全理性，“否则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投资者”。
席勒告诉记者，当他在斯德哥尔摩向法玛指出这一悖论，并“祝贺”他在发现泡沫方面是一名了不起的专家的时候，法玛却显得有些恼怒。
尽管如此，席勒依然表示自己非常欣赏法玛的学术成就。“我对法玛的崇敬，就像对一个来自不同政党对手的崇敬一样”，席勒如此评价。
“经济学是科学吗？”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类似的获奖组合并不是第一次出现。1974年，哈耶克和缪尔达尔同时获奖，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哈耶克与法玛的观点类似，甚至在自由市场方面更为激进；而缪尔达尔则是福利国家理论的创始人，更是作为瑞典内阁部长亲自参与福利政策的设计。两人的观点水火不容，早在上世纪40年代，哈耶克就激烈批评福利国家理论是“通往奴役之路”。
面对外界的疑问，瑞典皇家科学院一位负责经济学评奖的人士解释说，之所以让两人分享该奖，是因为他们两人从方法论和研究的方向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然而，用同样的方法，两人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很难想象这种矛盾出现在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研究中，但是对于经济学而言，这似乎是家常便饭。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意味着经济学是一门很难追求终极真理的学科。也正因为如此，从诺贝尔经济“科学”奖诞生那天起，对于经济学是否属于科学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喧嚣。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的一个月内，席勒火速加入了这场讨论。他在自己的专栏博客中直截了当地提问，“经济学是科学吗？”
在席勒看来，对于经济学“非科学”的指责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经济学必须更多地聚焦在政策研究上，而不是去发现基本原理。但是一旦把重点放在经济政策上，那更多非科学领域的东西就进场了。政治因素被卷入其中，政治姿态又会吸引极大的公众关注。而诺贝尔奖应当被授予那些“一心探求会被他人忽视的真理，而不是为了吸引关注而耍手段”的人。
对此，席勒辩解道，任何科学中都存在着科学家和骗子的斗争。19世纪，“化学科学”这个术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以区别于炼金术和江湖秘方。但当诺贝尔奖于1901年推出的时候，已不再需要使用这个术语来区分骗子法术与真正的科学。
对于经济学而言，自从1968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经济学家们为了彰显自己的科学属性，普遍在论文中使用大量的数学模型，而不敢轻易采用政策结论。
但此举同样遭到了批评。外界批评经济学的“伪科学”发展倾向，即通过大量的数学运算为自己披上科学的“外衣”，但实际上只是为了吸引眼球。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被随机性愚弄的傻瓜》一书中批评经济科学：“用方程式来掩盖自己的把戏，没有人能够揭穿你，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进行对照实验。”
不过，同样的争议也出现在物理学的研究中。“任何人都想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为此他们写下了很多无法被证明的理论。爱因斯坦在1905年提出了相对论，但直到1990年他的理论才被实验证明。”席勒告诉记者。
与物理学那些无法被证明的模型相比，席勒认为经济学模型更站不住脚，因为经济学对近似值指标的需求要比物理学更强烈。“前者的模型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磁共振或者是基本粒子。人可以随时改变主意并做出截然不同的行为”，席勒在文章中写到。
尽管席勒对经济学目前的方法论提出了批评，但当记者再次提出“经济学是科学吗”这一问题时，席勒明确的答复：“很多人抱怨不应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认为这并不正确。”
“对于经济学而言，很难有追求真理的硬性标准。经济学太复杂了，这是研究人的学科，有很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多种收集证据的方式。挑战在于如何将数学分析手段与经济中不可抹去的人类因素结合起来。”
“我对未来感到悲观”
席勒的太太维吉尼娅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在儿童心理学研究方面很有建树。席勒之所以创造性地将心理学运用在经济学研究中，太太的贡献功不可没。席勒告诉记者：“我们结婚38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心理学知识的熏陶中生活，她的研究对于我的行为金融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事实上，当席勒首次怀疑“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经济学假设时，他也曾有过动摇。“但我太太在心理学诊所常常遇到那些心理非常挣扎的人，包括一些金融界人士或者经济学界的人。她对于人们的情绪如何影响他们的想法和决策，有着更直观的认识。我充分了解到那些普通人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方式——常常是非理性的——比我想象的更非理性。”
或许是太太的心理学背景让席勒对于人性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对于席勒而言，金融并非“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帮助实现社会的目标。在“上海论坛”中，席勒甚至指出“钱本身是具有腐蚀性的”，“你把这些钱给了孩子会让他们感到愉快吗？不一定，他们会失去目标感，失去人生的目标。你赚了钱就应该把这些钱回馈给社会，回馈给未来。”
这让席勒在美国经济学家中显得与众不同。席勒告诉记者，自己对穷人抱有同情，对于当今世界的不平等趋势感到忧虑，而谈到一百年后的世界发展，席勒说：“我对此感到悲观”。
席勒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曾在英国参加过一场新书发布会，来的听众不多。之后我的一个英国导游告诉我，听众中有来自印度、巴西的人，但就是没有英国人。而我也不是英国人，但是我们却坐在伦敦参加新书发布会。”
在席勒看来，现在世界上正在发展两种文化。一种是世界主义文化，人们在全球接受教育；另一种是本地文化，人们生活在自己出生的城市，害怕离开，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世界。这种变化的趋势会在本世纪制造麻烦，导致世界主义居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摩擦。“我很担忧那些留在当地的人会变得更加贫穷。”席勒告诉记者。
曾经有一次，席勒被邀请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在晚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畅谈未来一百年的世界，所有人都表现得很乐观。“但是我举起了手，我说你们有谁知道‘CBRN’这个缩写吗？”席勒随即解释，“‘CBRN’是指化学(Chemical)，生物(biological)，放射性(radiological)，核能(nuclear)威胁，我认为这是未来世界最大的威胁。”
“或许我不应该在那样的一个晚餐环节谈论这个话题。”席勒笑着自嘲。
除了著书立传之外，席勒也在现实中实践着自己的理念。席勒曾经向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对富人征税。但是与近期在美国颇为流行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的观点不同，席勒认为不应该只对最富有的1%征税。而应该需求长期的解决之道，关注中产阶层、普通工人阶层和社会底层之间的贫富差距。
具体而言，席勒希望设立一个“不平等保险”，即通过政府建立长期的计划，使得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能够随着个人收入的增长而同步增加。比起皮克提对所有富人征税的一刀切模式，席勒的方案显然更加温和和易于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皮克提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在美国引起剧烈的反响，但这本书的法语原版却卖得并不好。席勒幽默地解释，法国总统已经通过了对富人征收高达75%的税率，这或许是为什么法国人不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我应该更理解中国”
在去年三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中，席勒与中国的交流颇为频繁。几乎每次到访中国，席勒都被媒体要求发表关于中国房地产泡沫的看法。
2009年，席勒到上海出席了由上海交大高级金融学院举办的EMBA论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席勒表示对上海房价的担忧。“早前听说过上海的房价，基本上是一个普通人一年收入的一百倍，也就是说，他要工作一百年才能用他的全部收入买一套房子。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还要买这个房子？答案是他预期房价还会上升。人是有投机心理的，他觉得以后房子肯定还会涨，但是我觉得这肯定是非理性的。”
2011年，席勒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直言中国房地产存在严重的泡沫，并称“如果中国和美国一样泡沫破裂的话，这将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打击”。
不过，席勒最近几次对于中国的判断似乎都被证明错了。此次，当记者再次将中国房地产泡沫的问题抛给席勒时，他显得谨慎了很多。“我发现很难评价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因为中国的增长速度实在是现象级的，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席勒回答，“事实上，我真希望我能更了解中国。我应该学一点中文，现在我只能用谷歌翻译来了解中国。”
谈及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席勒却显得非常乐观。近期，不少经济学家担心中国GDP增速放缓，会导致中国经济的“硬着陆”。对此，席勒认为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但增长率会慢慢变得平稳。席勒分析：“中国市场经济只有25年的历史，我认为中国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衰退——我是指负的GDP增长率。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像美国一样，每年保持2%到3%的增长率。”
就在西方金融界将中国影子银行视为洪水猛兽之际，席勒又发表了与同行们不同的见解。席勒在论坛中表示，“中国的影子银行听上去是一个魔鬼，但是必须在未来找到一条适合影子银行发展的出路。”席勒同时建议，不能因为影子银行是创新的产物，就要求其必须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好。每一个新生事物都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必须将其融入基本的经济发展规律才能进行很好的调控。
席勒同时对当下中国最为流行的互联网金融表示了好感。席勒告诉记者，类似众筹这样的互联网融资活动，促进了更多的新兴公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互联网金融能够改变那些最需要改变的人的命运，“互联网金融使得那些大项目可以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小的投资，也使得那些最穷的人能够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帮助。”
在席勒看来，互联网金融是他所提倡的“金融民主化”的最好实践。在新书《金融与好的社会》中，席勒提出将金融民主赋予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华尔街或者有钱人的游戏。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仍然认为，金融业对经济体的创造力具有异常核心的作用。所以我事实上期待着有一天，众筹或者互联网金融能对社会做出比今天更大的贡献。”席勒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