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关于欧洲眼下的政治分歧、特殊利益和短视经济考虑，没有比重组希腊主权债务争论更好的写照了。德国坚持要实行深度重组，至少要债权人“牺牲”50%，而欧洲央行坚持债务重组必须是自愿的。
换做从前——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急于平息事态的政府和监管者可以把债权人（主要是大型银行）关进小黑屋，威逼利诱一番，然后就达成了协议。但是，随着债务证券化时代的到来，债权人数量比以前有了暴增，对冲基金等监管者和政府很难对其施加影响的投资者也被包括了进来。
此外，金融市场的“创新”使得证券所有者可以获得保险，这意味着他们也入了局，不再是“事不关己”了。他们确实有利益在其中：他们想获得保险，这意味着重组必须是“信用事件”，也就是违约。欧洲央行坚持“自愿”重组——也就是说，避免了信用事件的发生——无异于站到了债权人的对立面。其中的讽刺之处在于，监管者坐视这一怪胎体系的产生。
欧洲央行的立场十分奇怪。你可能寄希望于银行通过买入保险设法消除了投资组合中的债券的违约风险。此外，如果它们购买了保险，那么关心系统稳定性的监管者将巴不得保险人在损失事件发生时予以偿付。但欧洲央行又希望银行承担所持债券50%的损失而不获得任何保险“偿付”。
欧洲央行采取这一立场可能有三个原因，但没有一个能很好地为该机构及其监管和监督行为开脱。第一个原因是，银行事实上并没有买入保险，一些银行的头寸是投机性的。第二个原因是，欧洲央行明白金融体系缺乏透明度，也知道投资者明白他们无法看清非自愿违约的影响，而这可能导致信用市场冻结，重现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后的乱象。最后，欧洲央行可能在试图保护出售保险的几家银行。
这三大理由都不足以成为欧洲央行反对希腊债务深度非自愿重组的借口。欧洲央行应该坚持增加透明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2008年的主要教训。监管者本不应该允许银行如此投机；至少应该要求银行买入保险，然后坚持要求能够确保保险获得偿付的重组。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深度非自愿重组会比深度自愿重组造成更大的混乱。欧洲央行或许是想通过坚持自愿违约确保重组程度不至于很深，但是，这样一来，欧洲央行便将银行的利益置于希腊利益之前了，因为对希腊来说，深度重组是走出危机的必经之路。事实上，欧洲央行可能把少数出售了信用违约互换的银行的利益置于优先于希腊、欧洲纳税人以及审慎债权人和保险购买者的利益的地位。
欧洲央行立场的最后一个诡异之处与民主治理有关。决定是否让信用事件发生的是一个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协会旗下的秘密委员会，而国际互换和衍生品委员会本身与决定结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新闻报道为真，则该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正在利用职权推行更温和的谈判立场。但欧洲央行将决定什么是可接受的债务重组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本身也是自利市场参与者的秘密委员会，此举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一种（尽管只是名义上）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的观点是非自愿违约会导致财政问题的传染，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法国等欧元起大经济体将因此面临借贷成本急剧升高的局面，甚至因此引发危机。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自愿重组会引起比深度相仿的自愿重组更严重的传染？如果银行体系有着很好的监管，持有主权债务的银行全部购买了保险，非自愿重组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应该没有这么大。
当然，你可能会指出，如果希腊逃脱非自愿违约，那么其他国家也会试图依样画葫芦。金融市场将对此产生忧虑，造成其他欧元区风险国利率飙升，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
但风险最高的国家已然被金融市场排除在外了，因此产生恐慌的可能性后果有限。当然，如果希腊在重组后境况确实有所改善，那么其他国家或许真的会群起仿效。这诚然不假，但已是众人皆知的秘密了。
欧洲央行的行为倒也不出人意料：放眼别处，不可被民主问责的机构往往会被特殊利益绑架。2008年以前便是如此。不幸的是，对欧洲——以及对全球经济——来说，此后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解决。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有《自由下落：自由市场和全球经济的沉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