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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曼:利益,意识形态与气候

关于人为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有三件事儿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一,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那么后果将会很严重。第二,所采取的的措施,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应当具有可行性。碳减排,很可能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力度要适中,不能使经济增长大幅下降。第三,要实行减排政策,政府将面临很大的阻力。

然而,减排行动何以如此困难?是所涉利益因素的干扰吗?

本人研究这个问题已经有段时日了,但是得出的结论多少让人有些吃惊——所涉利益并不是行动困难的主要原因。当然,他们确实也也很重要的因素,在维持气候状况并没有那么严峻的假象上,化石燃料行业的资金支持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金钱利益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致使气候政策举步维艰的另有其因,那就是意识形态和反智主义的不当结合。

但是,在我详细说明这点之前,我们仍先谈谈经济的问题。

在之前的许多专栏里,我都曾提到过所有探讨经济对碳减排影响的研究,包括那些并不十分严谨的研究——比方说反环保的美国商会最近资助的一项研究,都发现经济成本是有限的。事实也确实如此。20世纪80年代时,保守派宣称任何解决酸雨问题的措施都会严重制约经济的发展;而事实上,对二氧化硫排放才去的限额贸易体系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东北各州从2009年开始对碳实行限额交易,到目前为止,当地碳排放量显著下降,同时经济却比全国其他地区增长都快。环境保护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敌人。

但是,保护环境难道不会增加某些行业或地区的成本吗?当然会,但是成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

我们着重关注一下被炒得很热的“煤炭战争”。认真对待全球气候变暖问题首先意味着削减(甚至最终淘汰)煤炭发电,这千真万确。而这就会对那些依靠煤炭开采提供就业的地区造成影响。这种观点几乎忽略的一点就是这种工作现在已所剩无几。
曾经煤老大确实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矿工人数超过25万。但从那以后,煤炭相关就业人数下降了2/3,这并不是因为煤炭产量下降——相反,实际上煤炭产量一直在增加,而是因为多数煤炭都来自于露天开采,需要的工人数量并不多。此时,煤炭开采工人数量及其稀少,仅占美国总就业人口1%的1/16。即便停掉整个煤炭行业,失业人口的数量还远远不及美国2007-9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平均每周的失业人数。

或者我们换种方式来说,真正的煤炭战争,或者至少是对煤炭工人来说的煤炭战争上个年代已经发生过了,不是由自由环保人士,而是由煤炭行业自身发动的。该失业的早都已经失业了。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煤矿主和煤炭发电厂确实有必要阻挠环保政策的制定。但即便这样,这些特殊利益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巨大。那么为什么反对气候政策的呼声那么强烈?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有人从小信奉艾因·兰德的哲学思想的人,认为不受拘束的利己主义永远是正确的,政府永远是制造麻烦的根源,而不是解决问题的能手。同时,也会有一些科学家宣称,不受限制的利己主义将毁灭世界,政府干预才是唯一的出路。干预方案会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市场运作,这并没有什么关系。这种观点是对自由主义世界观的直接挑战。

那么人们的自然反应就是反对,怒而斥之。阅读或者观看任何关于气候政策的辩论,你都会对反对者的恶毒及怒火印象深刻。

人们对气候的关注以科学共识为基础,这一事实使事态更加恶化,因为这已经走向了反智主义。反智主义对美国社会生活,尤其是权力,具有深远影响。一点都不奇怪,会有这么多的右翼政客和权威人士迅速投向阴谋论,指控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研究者们勾结在一起,设了一个巨大的骗局,其真正目的在于维护大政府霸权。毕竟,右翼派从不喜欢或信任的人里,科学家排在第一位。

所以,在我们试图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时,真正的阻碍是仇视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这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加简单:我们实际上要做的并不是强迫人们接受惨重的经济损失。相反,我们要做的是克服骄傲自大和故意的无知。这确实也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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