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中，对本土创新的大量投资，也将会获得长远的回报。实际上，基于政府和市场的需求，中国本土创新的步伐已经开始加速。中国有能力进行自主创新，并继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西方已经没有多少技术可以转让给中国了，如果美国将更多技术转让给中国，那样更好，即使没有，中国也可以实现自主创新。
中国可以通过金融、人才等制度安排，鼓励企业界和整个社会创新，这样中国就可以快速增长许多年，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将快速提升。
注重来自市场的创新
实现繁荣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追求，但不同国家追求繁荣的路径却有所差异：前苏联时期，国家的主体思维认为可通过教育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通过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创新，实现了美利坚式的繁荣。如今的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则通过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来实现。但是，目前这种刺激消费的方式，并没有明显地提高生产效率或者在其他层面体现出比较优势。
在中国发展步入转型和调整并举的新阶段，如何激励企业家推动创新？
如果经济生活中有更多新的项目是创新型的项目，那经济就会越来越有活力；如果有越来越多人对这样的项目有需求，就会有越来越多人提供这样创新型的项目；如果一个国家有越来越多的参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项目，那就业率也会随之大大提升。因此，本土创新即使短期的回报不是特别高，但它对就业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而且对生产率的提升非常有帮助。在中国企业向着新型组织模式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就业将越来越多地面向智力激发的方向，中国的企业也将逐步成为创新的企业。这样的一种转变，会使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丰富。因为关注企业家的体系，不仅能使他们实现产品创新，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美国经济发展自上世纪70年代一直受制于创新力短板，至今仍是经济发展的软肋，中国应提早关注创新的议题，避免重蹈美国覆辙。现在的美国只有在加州、硅谷才能看到极具创新力的企业，而在内陆只能看到大规模程序化生产的企业，它们只注重收益而不注意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70年代经济衰退后遗症使富裕群体不再安心工作，而是尝试寻找简单的资本运作来获利，冒险与发现成为整个企业界最稀缺的精神。
目前，中国在不断增加良好的工作机会，并且不断提高工资水平，相对美国和欧洲来讲有更大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在创造体面工作和提高工资水平方面也取得非常大的进步。
一方面关于工作机会的创造，中国的策略就是鼓励一些企业家建立一些新工厂和办事处，通过内陆地区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基于企业遇到越来越高的成本压力，一些新的生产活动越来越多地远离了沿海地区以及港口城市，生产制造商逐渐向内陆地区拓展。很多产出的产品开始向国外销售。同时，一些新的业务逐渐形成。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提升更高水平的生产力，能够获得与美国和欧洲一样水平的技术。它是一个总体的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角度，中国还处于比较低的水平。中国非常努力地将海外的技术转移到国内经济当中，不断追赶美国的技术。那么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创新开始减缓之后，这种追赶显得空间不足了。
前苏联普遍认为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强国的目标，美国却是通过新的产品和技术来实现发展的目标。当时，苏联的博士多是研究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但是现在他们却在开出租车，很显然他们没有提高本国的生产力。中国促进经济发展是通过不断提高家庭收入和财富来实现。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消费者需求，使得企业能够来响应这一变化，逐渐将自己产出的产品从出口转向国内消费。但是这种对于家庭消费的刺激并没有非常明显地增加生产率，或者其他的优势。
那么对于中国技术来讲，如何追赶西方呢？有人说，答案是真正地使用科学家的智慧，对一些小国家来讲，可能这并不是很好的方法，可以想象一下厄瓜多尔这样的国家，科学家如何驱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这种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于中国拥有大量的科学家，中国企业还有政府能够获取足够的科学人才进行一些基础性革新，使得商业创新成为可能，就好像美国的企业以及政府能充分利用他们的科技人才。
在美国，利用科学家还有企业家才能做得非常不错，中国也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中科学家的人数不会特别多，他们一方面要做科研，另一方面还有教学的任务，还有一些时间要用来进行科技研发方面的创新。所以一方面科学家的人数不是特别多，另外他们可以对基本的用于商业应用方面的研究时间也不会特别多。
新的产品和方法的主要来源，也就是如何来追赶西方的生产率，我觉得应该是来自中国的企业家，新一代的企业家。一般的人可能不具备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来实现这种原创性的技术演进，但是一旦这些人在商界站稳了脚跟，他们就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产品和好的想法，而且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经验，洞见哪些创意在市场上可能会获得成功。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刨除了人力资本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在上世纪90年代这个阶段是比较高的，随后就下降了，然后又恢复了它的增长速度，直到2000年中期。现在看起来增速比前面两个高峰阶段要慢了不少。
培育创新土壤
那么中国怎么样来组织经济？怎么样来激励并且选择它的企业家来推动创新？这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创新，中国需要通过国家的一些支持，尤其是一些金融部门的支持，以及大学教育资源的支持，这样可以让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工作中来。帮助这些人才发现和释放他们的创新能力，让他们的创新意愿得到最大化地实现，并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高级管理人才。创新人才一般来说是来自于商业界，而不是来自于政府或者其他行业。
中国目前的创新环境还需要健全。比如，还没有系统的金融体系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领导的升迁，并不依赖他们的商业洞见，因此，国有企业基于技术创新的商业投资嗅觉并不灵敏。而在私营经济领域，那些在商海打拼已久的中小企业面对日益复杂的市场环境，制约其壮大的瓶颈也随之而来，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积累和洞察已经成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
新的产品和生产模式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企业家。只有勇于创新的企业家才可能具备足够的想象力或者创造力来实现这种原创性的创新技术。因此，当前培育企业家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在金融行业，及时发现有成功潜力的商机进行融资，对于新的产品和方法的推进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中国储蓄率很高，如果资金流到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那里，就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中国的银行不能只愿意给房地产、高速列车贷款，要多发展贴近基层的小金融机构，比如小额信贷机构、村镇银行，还有风险投资、超天使投资基金等机构。应将资金投向创新型企业家。
糟糕的情况是，中国现在这个金融体系的能力不够。也就是说，选择适宜投资的商业计划方面的能力还不够。中国应该将资金投入到更有效率更有价值的领域，中国有广大产业需要资金支持，这些产业的回报率更高，眼下需要的就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能拿到资金。
很多私营企业的老板自己的成功已经证实了自身是有勇有谋的人，可能他们并没有识别技术高深的知识素养来购买新的技术，所以对于私营领域来说，瓶颈就是把握技术的知识，也就是商业上的判断，技术上的洞察。
现在中国一个重要问题是，很多大学生毕业后不是想当企业家，而是到政府当了公务员。这种情况应该得到纠正。中国是需要公务员，但更需要企业家。
因此，教育是关键。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将工资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到像西方一样高的水平呢？最重要的是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将这个水平提高到超越西方的水平，从而来挖掘技术方面的优势。
教育可以促使潜在用户对新产品、新方法有更好的接受度，从而使这些产品更容易推广到市场上，教育可以促进创新。大量的既有事实表明企业家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地提高企业家创业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如果能够给企业家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创新的回报会得到大大提升。
同时，本土创新要求更多的企业家引领企业向前沿创新领域努力，这也要求更多的老牌企业能够分配出更多的人力资源投入这种前沿的创新，商学院就可以帮助下一代企业变得更加有创新性。
我的研究中，有一个叫做“Edmund S.Phelps模式”，就是教育可以促使潜在的用户对新产品新方法有一个更好的接受度，从而使这些产品更容易推行到市场上。教育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促进创新。
企业家受教育程度提升，大学生的教育素质提升的话，这样就可以显著地改善这些企业家进行创业的成功率。也就是说，如果能够提供更好的教育，尤其是给企业家提供高质量的教育，那么这个回报就会得到大大地提升。
中国应尽快完善创新体制，开展青年创新教育，将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部分，从而源源不断地为国家发展提供支撑。中国亟须以美国经济低迷怪圈为教训，提早培养创新人才，将创新力融合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当中。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本文根据作者在“首届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峰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