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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产能过剩的地方都是政府干预得多的地方

1984年,以价格双轨制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从莫干山上走向全国,并深刻影响了这个国家此后30年的发展。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在这一年投身商海,用创业的方式践行他们的改革梦想。这告诉我们,改革,需要身体力行。2014年6月21日,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姚洋、卢锋、刘永好、梁建章等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在"莫干山:1984的创新和动力——2014搜狐财经夏季峰会"上,再度对中国改革做了最大胆的建言。

在主题为“思想市场与改革动力”的分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目前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是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的改革。

他还表示,地方政府搞了经济建设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市场主体愿意为3年还款负责。这样不计成本搞经济建设,收益不大。

对于补贴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比亚迪电动车现在即使政府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实际上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以下为发言实录:

姚洋:现在我们学科分工越来越明确,有了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也有政策分析的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市场的经济学家,分工越来越细了,不像我们在8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失去了很重要的传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研究院,希望继续传承这样的传统,把学术研究和改造中国结合起来。

我今天想利用这个机会谈一下自己对当前改革的看法,关于政府改革这个问题。在80年代改革,几乎都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小小的改动几乎全社会都会受益。在莫干山会议上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改革,而且改革比较成功。我们今天改革异常艰难,异常艰难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到制度底线,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很多情况都是被迫的改革。

今天,中国经济得到了30多年发展,再想改非常艰难。我想探讨一下政府在经济中作用?我们应该承认政府在过去30年里头扮演了一个非常积极的角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在这段时间之所以能成功,我感觉是我们这个时候经济比较简单,只要你按照我们改革,不会有大的错误。但中国到了今天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经济体,而变得异常复杂。

刚才刘永好老师在这儿说,企业越做越难,企业越做越难主要原因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转型,先说农业,农业下降,服务业上升,制造业是先上升后下降,中国已经进入了拐点,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中国经济还能增长一段时间,金融危机使制造业拐点提前到来,政府提出来,提出来创新型社会,我们经济要变得更加复杂,而不是像我们前期一样,只要你要搞低附加值的工业就行。

这种情况下,政府来推动经济发展,是会有很大的问题。政府问题很多,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关于对于创新的管理,前几年我们搞了所谓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补贴是非常非常高的,比方说我们在新能源汽车,地方政府和中国有补贴,在这样的补贴下,去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一万台,中国新能源汽车达到全部汽车销量的4%,节能减排的效果也就是在4%、5%左右。反观美国的特斯拉,我到加州看了特斯拉,特斯拉的创新,它是没有政府补贴,正因为没有政府补贴,它要生存,电动汽车成本很高,特斯拉想了一招,造高端豪华车,而不是造低端车。比如比亚迪,现在车价比较好的,补贴12万,还要付12万到16万,还是非常贵,老百姓不会买。但是在没有补贴情况下,而特斯拉却打开了市场。相反在中国政府做得越多的地方,它实际上产能过剩,我们天天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大家稍微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产能过剩主要多的地方,大概是政府干预比较多的地方。

到了今天,地方政府搞了经济建设成本和收益是不对称的,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官员任期大概只有3到4年,在这种情况下有哪个市场或者市场主体愿意为3年还款负责,没人愿意。但是他不计成本搞经济建设,收益不大。

我们回忆莫干山会议做的事情,是政府和年轻人之间的聚会,在今天这个时代,把莫干山的精神继承下来,让我们改革机制发生变化,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怎么发挥社会的活力,能不能有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民主的机制来搞我们的改革,通过我们公开讨论,最后形成决议,,我想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作为我对莫干山会议的一个课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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