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份的经济数据整体并不理想，说明“稳增长”依然任重道远，不可掉以轻心。的确，一个月的数据也许有偶然性和波动性。但是，在当前经济增长企稳回升的基础并不牢固的形势下，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应该对每个月数据变化的蛛丝马迹都要高度警惕，防止形势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化。
不过，数据公布后，股票市场的表现却相对平稳，说明投资者对于前期“稳增长”政策的滞后效应依然有所期待，对于宏观政策的进一步放宽也有些憧憬。此外，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尤其是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开放等举措）在近期紧锣密鼓的出台与落实，也令投资者对改革红利的释放充满了期望。的确，如果经济转型有所进展，企业商业模式有实质性转变，企业盈利对于经济增速的敏感性有明显减弱的话，那么投资者对于经济增速的些微下降确实不必大惊小怪。但转型是个慢功夫，估计不大可能一蹴而就。
毋庸置疑，即将开通的“沪港通”可能是近期激发大陆与香港股市人气与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沪港通”的开通，将给国内个人投资者直接投资海外股市的首次机会。虽然他们届时还只能投资于香港股市，但这历史性的一步迈出后，也许很快他们就有机会投资于亚洲其他股市、乃至欧美及全球股市。在这种背景下，不妨把视角放宽到海外，看看中国经济转型会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企业家和股票投资者又能带来哪些机会。
“大国经济”的涵义
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无疑称得上是个“大国经济”。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一个“大国经济”所发生的变化会对世界上的其他经济体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在过去十多年中已经反映得很清楚。记得当时有句话说:“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这正是“大国经济”的真实写照。如今,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期。转型之后，中国买卖的东西、输入输出的产业势必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势必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业外移将不可避免。一些条件具备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盟、印度等）很可能承接来自中国的产业转移，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并带动当地经济进入一个长达十年甚至更长的上升期。
“二战”后，在亚洲曾发生过两次产业转移。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日本向“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转移。第二轮产业转移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是这些产业从“亚洲四小龙”向中国转移。如今，经过20年的快速成长，中国经济也开始面临“亚洲四小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所面临的同样挑战，因此又到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时候了。
目前，中国已步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在全球收入水平的排名相比二十年前20年前大幅提高。 1990年，全世界比中国贫穷的经济体只有20个（以人均GDP衡量）；而到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110个。这意味着，如今世界上已有110多个经济体比中国更具劳动力成本优势。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保持7%以上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中国的人均GDP估计在2年内就会超过8000美元，5年内则会超过10000美元，届时中国在劳动力成本上的优势就会变为明显的劣势。
劳动力成本的劣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中国在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产业链与供应链配套、国内市场潜力等方面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中国向更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就变得水到渠成。这从近年来一些跨国公司全球生产基地布局的变化中可窥一斑。
例如，世界知名的运动鞋品牌耐克已将其全球生产基地的重心从中国逐步转移到越南。2000年，耐克在全球生产的运动鞋中，有40%产于中国，只有13%产于越南；而到2013年，耐克的全球产量中，中国的比例下降到30%，而越南的比例则上升至42%。这表明，跨国公司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对劳动力成本的敏感性是非常高的。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可以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内陆省份转移，而不必迁到国外。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相差仅仅5%-6%（东部为2693元，中部为2534，西部为2551元）；而各地区农民工平均工资的年增长率都超过了12%。按照这个数据，一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将工厂从东部迁移到西部城市所节省的劳动力成本在短短的一年内就会消失殆尽。这种现象自2009年以来年年如此。显然，将工厂内迁并不能解决企业所面临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
相比之下，中国与一些东盟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差距则远远超过了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之间的工资差距。2005年时，中国与泰国、菲律宾的人均年工资水平基本一致，大约在2300美元左右，比印度尼西亚、越南稍高，但差距不超过1000美元。但到2012年，中国的人均年工资已经超过6500美元，比泰国与菲律宾高出2000 多美元，是印尼和越南的2-3倍，是柬埔寨的5-6倍。在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距下，跨国公司（以及国内企业）当然会选择把工厂从中国沿海地区迁往这些东盟国家，而不是迁往内陆省份。
（孙明春 上海博道投资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