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联涛、肖耿:中国特色的皮凯蒂
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畅销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种种机制加剧了不平等,而这些机制都基于同一个概念——r(资本回报)下降得比g(收入增长)更慢。尽管关于皮凯蒂著作的争论大多集中在发达经济体,但这一基本概念同样适用于近年来中国的经验,因此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
毫无疑问,大部分中国人都从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GDP高速增长中获益。构成中国增长模式基础的固定资本投资,总体上已令整体经济受益;比如,基础设施的改善使农村贫困人口的生产率和收入得以提高。
随着投资率增至GDP的一半左右,消费的比重下降到将近三分之一。政府意识到需要实现增长的再平衡,2011年开始以近两倍于实际GDP增长的速度提高了最低工资,确保普通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
但是,房地产价格比工资和制造业利润增长得更快,导致一小部分房地产拥有者的资产回报速度高于中国GDP的增长。这批人还同时从强劲的信贷增长所带来的隐性杠杆中获益。结果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积累财富的速度显著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同类群体,更把普通中国人远远抛在后面。
事实上,尽管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降低了国家间的不平等性,但国内的不平等性却无处不在地加剧。皮凯蒂的理论框架强调了这一趋势的几个重要驱动因素。
首先,通过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全球化创造了“赢家通吃”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技术最领先的参与者通过规模经济赢得市场份额。尤其是随着全球经济转向以知识为基础的价值创造,一些品牌在全球化的高科技创意领域大获全胜,随着全球经济的繁荣,科技股的收益大增。
由此导致的收入、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形成了一些“大而不倒”的经济实体,从而大大破坏了系统稳定性,也阻碍了规模较小的参与者的竞争力。由于实际的负利率加剧了对居民储蓄的金融抑制,全球金融体系实质上强化了这种收入、财富与权力的集中。鉴于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大企业和有抵押的借款人,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信用和资本。
另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低利率,导致长期养老基金的资本萎缩,从而减少了退休后的收入。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对退休后收入不足的普遍担心正在助长家庭储蓄率高企的局面。
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但对于如何制止这一趋势众说纷纭。右派认为应该通过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来创造财富,左派则支持更多的政府干预。
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均可发挥作用,特别是在中国。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更加市场化的发展战略,但在经济领域仍保留了相当的控制权。中国需要在政策支持的稳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之间取得平衡。
特别是,政策和制度因素导致了重要资源定价过低,从而引起了重大风险。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压低了劳动力价格,阻止经济向高收入、国内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转变。同样,没有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导致自然资源(如煤炭)定价过低,助长了资源的过度消耗,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此外,旨在稳定汇率、维持低利率的政策导致大项目的资本和风险被低估。地方政府纷纷通过人为压低价格向投资者出售土地以获得发展资金,这就刺激了大量投资流入房地产开发,导致房地产价格以不可持续的高速度增长。由于房地产是银行贷款的主要抵押形式,金融风险也随之急剧上升。
如今,政府正试图通过赋予利率和汇率更大的灵活性,以降低投资者和地方政府所承担的风险。但这一转型必须谨慎推进,以确保房地产价格不会崩盘。因为一旦房地产价格崩盘,不良贷款率将会大幅增加,甚至可能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
为了确保长期社会稳定,中国必须推动包容性的财富创造,例如建立强大的创新激励机制。华为、腾讯、阿里巴巴等高科技公司的崛起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尽管我们也需要面对一个现实问题,即这些中国最成功的科技公司都在海外上市因而无法惠及国内的投资者,监管和外汇管制阻止了个人投资从新财富创造中获益。
另一个挑战是上证指数从2007年6,000点的峰值跌至今天的2,000点左右。金融资产不能带来充足的红利或资本增值,从而导致投资者转向投入房地产作为对冲通胀的手段。
中国领导人已开始致力于引导增长模式的转型,即以国内消费和高附加值生产为驱动力的新增长模式。但他们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如果能在合适的领域、合适的时间获得市场力量的帮助,新模式将追求确保财富创造的可持续性和财富分配的广泛性。如果这一努力成功,中国梦将得以实现。而失败则意味着不平等性将继续在世界范围内加剧。
沈联涛,中国银行业管理监督委员会首席顾问,中国银监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和召集人,同时也是中国证监会国际事务顾问。丰富的从业经历赋予其“金融大师”的美誉。2009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金融思想家”称号。
肖耿,现任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副教授及香港大学中国与全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