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稳增长、保就业？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研究部负责人梁红的建议是，即使经济状况不好，也不要走上靠加大负债、单纯以基建投资拉动短期增长的老路。
在她看来，重要的是短期增长与长期结构调整的目标相交集，以简政放权、降低税负和其它成本，提升微观经济效益，使民间投资补上政府投资留下的空缺。
财新记者：经济运行的上下限及底线都已明朗，但对未来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仍然存在，你认为下行的压力有多大？
梁红：经济增速下滑肯定会产生些压力，比如说财政收入、国企状况。政府想表明的是，现在的经济增长还在年初设定的幅度区间内。上半年GDP7.6%的增速是在合理区间，但考虑到增长主要还是靠基建投资拉动，加上地方融资平台和出口等情况，所以对未来增长有一些担心。
提出底线一说，主要还是保就业、保民生。历史上1997-1998年、2008-2009年都曾出现过季度增长跌至7%以下的情况，都出现了就业问题。所以现在会有一些政策纳入考虑范围。不过，我认为与前两次不同的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已有变化。劳动人口的增速在2012年开始下降，而现在人工成本还在上涨。另外，在结构上，以前比较担心农民工、低收入人群，而现在这部分劳动力需求仍在、市场比较紧，而压力比较大的是大学生。
同时，增速要看同比，也得比较环比。2008-2009年中国增长有点失速，2009年一季度降到6.6%。而今年上半年的7.6%，如果从环比看，已经两个季度都是7%左右，没有看出就业有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跟历史上一个季度的同比数字相比。
更大的争论还是今天中国经济这么大体量、劳动力结构发生这么大变化之后，如果从保就业的角度讲，增长率是在7%还是更低一点才会引起就业率的下降？底线、下限都是在争论在什么点上会触及就业问题。
财新记者：如果只从公开信息表面看，政府列了要兼顾的多个目标，这些目标重心何在？
梁红：现在的信号还是较清晰的，如果触了底线怎么办？怎么稳增长？我觉得这一届政府还是表现出比较强的不走“老路”的倾向。这就意味着政策要长短兼顾。短期刺激经济的政策工具有很多，但是不是有一些有中长期不好的效果或影响？这一点我觉得决策者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现在强调保短期增长的政策要和这些长期调结构的政策一致。
从政策表述看，包括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投资都有长短兼顾的意思，此外在投资方面有一些创新，包括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等。但是盘活存量资金，到底是什么范围、怎么做？目前还不是太清晰。
按照今年的形势，GDP名义增长比去年低，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赤字是在没有任何经济刺激政策下也会发生的，目前适当的财政放松是对的。如果非要按年初定的目标、份额去收税，对企业就会是雪上加霜。所以把往年丰盈的财政结余补到今年来，从调节周期或结构上来讲，都是可以的。
鼓励民间投资这些行动都还是要做，那些无效的（政府主导）投资要慢慢退出，包括投资的主体要更市场化。这些政策意向的表述是清晰的。
财新记者：如果脱开已经有的各类政策建议或意见，你个人会提出什么样的应对策略？
梁红：即使经济状况不好，还是不要走老路。这个老路就是各级政府以加大负债的形式，通过基建投资来拉动短期经济增长，这些负债不管是用银行贷款还是以发行债券的形式，其主体是各级政府或央企国企。
2009年信贷扩张的经济刺激过后，企业的投资回报没有好转。这几年企业盈利下降，应收账款率上升，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达到80%以上。同时，企业的现金流吃紧。比如今年上半年，整个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净现金流占纯收入的比例，达到有统计以来的低点，比1998、1999年还要低。所以，现在宏观层面流动性并不紧，但是微观层面上钱荒。这主要是因为上一轮刺激摊子铺得太大，效益低下，企业和银行靠不断地以新还旧来维持表观的资产质量。
与其它国家或地区比，争论中国杠杆、负债率高低意义不大，需要强调的是看效果：如果投资的效果好，你就继续投，效果不好，你就应该改一改。现在从方方面面的数据来看，政府主导的投资的效率是不高的，原因主要还是投资的体制机制问题。比如说地方政府的投资项目，GDP在本届，但还钱常常是下届，这样的投资项目未来的效益常是疑问。
2008年以后大家有一点共识：发展内需。其中有争议的一点是，都希望投资少一点、消费多一点。其实这个争议是有误区的，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投资就没有就业的增长，也就很难有收入和消费的增长。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谁消费、谁投资，这个主体是谁？大家希望非公部门的投资和消费上来，国有部门、政府部门的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应该降下去。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之一即是，公家的消费和投资把私营部门挤出了。举个例子，三公消费把一些白酒和食品的价格抬到了天上，老百姓就消费不起了，现在三公消费下来了，这些白酒和食品的价格逐步回归合理，普通人可能就消费得起了。这一块的替代效应从上半年民间消费的相对旺盛可以看出来。
当前经济增长的难点在于，除房地产和政府基建之外，民间的投资需求较弱。所以保投资的政策关键在于，什么样的政策能够真的让微观企业有信心，他们的投资有经济效益。企业现在普遍反映费用高企，只有房地产业盈利可观，这样的状态下民间投资很难补上。
降低税负应该是一个给企业减负的有效政策。我们提出，“营改增”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减税的政策，同时要抑制有些地方在经济形势不好时提前收税、过度收税的行为。还要面对房租、房价、地价高涨的问题，另外是利息费用，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应当推进。
其实垄断企业的利润是整个社会的成本，银行利润就是企业的成本，老百姓也没拿到；过去几年原油等主要原材料价格上涨给某些企业带来的利润，其实是加大了中下游企业的成本，这些价格降下来，微观上企业的效益才能改善。
改革问题是我们建议的另一重点。这些年大家讲的“国进民退”之后，很多私营企业对未来有些疑惑，预期不明或不愿意投资，包括A股的投资者。现在的政策应给他们明确的信号，增强其信心。如果我们真的不走老路，就要结构改革。我觉得即使经济有一两个季度或一年左右的疲软，大家还是有信心中国可以跨过这个坎往前走的。但是如果政策预期不明，或者觉得政策会“来回拉抽屉”，那市场和经济都会继续疲软。
改革开放、简政放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年给微观经济设置了好多道杠杠、限制，审批这审批那，不让干这不让干那，这些东西要快速地放，放出机会来，让大家看见机会才能去投。
管用的政策一定要提高微观的经济效益，包括降成本、放权，这才真正能够把民间比较有效率的投资提上来。
财新记者：实际上说的是短期的政策，但是回过头来看，还是要着眼于改革长期的措施。
梁红：这个我好像觉得也有一些认识吧。对于这个也是要长短兼顾，不能够为了短期的政策就把长期的目标都放弃，或者失去这样一个调节的机会。
财新记者：以前讲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副作用，或是杠杆多高，那么大家对风险来源有没有一些共识？
梁红：大家都看到，银行的杠杆、信贷一路上升，还有中国的房价、地价一路上升，这样的组合在中外历史上都不是一个好组合，都是风险在集聚的表现。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共识，除了少数学者外，国内进行的讨论还不够，国外有不少人士及评级机构提示得比较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大家都觉得有问题，但只要现在还是刚性兑付、继续放贷款，没有任何违约，没有任何企业明显出问题，这个重组的过程就还没开始。
如果继续出台刺激政策、加杠杆，信贷投向效率不高的行业、企业，那最终的问题会比现在严重得多。银行的呆坏账现在已经有增大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