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和重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之八
普朗克和罗素的改行故事
1922年11月，凯恩斯访问柏林，与马克斯·普朗克共进晚宴。普朗克是量子力学奠基人、诺贝尔奖得主、德国最负盛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席间，普朗克告诉凯恩斯，求学之初原本选择经济学，后来觉得太难，才改行攻读物理学。普朗克漫不经心的谈话，却激起凯恩斯的极大兴趣和深入思考。
凯恩斯后来给马歇尔撰写悼词之时，还特意提到普朗克的故事，说凭着普朗克天才绝顶，数日之内就可以掌握数理经济学，为什么会对经济学知难而退？凯恩斯的解释是：经济学与物理学不一样，不是一门精确和确定的科学，个人直觉和感受非常重要，与物理学家的心态和才华不相适应。根据已知现象和事实，凭借超越想象和数学演算能力，运用归纳法，发现物质运动的普遍客观规律，据此推导物质世界未来变化之轨迹，是自然科学家的特殊本领。确定性、精确性和可预测性(certainty, precise, predictable)，正是物理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据说凯恩斯还曾经与大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谈到普朗克的改行故事。没想到罗素竟然亦有类似经历，他原本也学经济，很快发现它太简单，缺乏想象力和思辨趣味，才转修数学和哲学。普朗克-凯恩斯-罗素的故事趣味盎然，引人入胜，可以启发我们思考经济学的特殊性格，想想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物理学)的本质区别。为什么物理学家感觉困难之极的学问，哲学家和数学家反而觉得简单之极？
经济学“令人困惑的悖论”
前面我们说过，弗里德曼给实证经济学的定义，将经济学与物理学等量齐观(读者请参阅《经济预测的理想和虚妄》一文中弗里德曼的著名论断)。然而，凯恩斯对此门学问性格的理解却与弗里德曼完全不同。他曾经反复强调经济学与自然科学有本质区别，强调个人直觉和感受对经济学极端重要。凯恩斯纪念马歇尔的著名文章，有一段精彩论述，值得全文引述：
“乍看起来，研究经济学似乎不需要任何超乎寻常的特殊才能。依理智能力来看，与那些高级学科相比(譬如哲学和自然科学)，经济学难道不是一门非常容易的学问吗？然而，你可以说它非常容易，却极少有人能够达至高妙之境，这才是令人困惑的悖论。我对此悖论的解释是，真正的经济学大师必须同时拥有多方面才能。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恰如其分的精妙组合体，这当然极其罕见。他必须懂得数学符号和公式，却又能够以日常语言表达思想；他必须以普遍真理来思考具体问题；他必须将抽象原理和具体事实完美统一；他必须立足过去，研究当下，服务未来；他必须关注人性的每个侧面和人类制度的每个细节；他必须同时具备目标坚定和公正无私的双重品质：他必须像艺术家那样超脱、客观、冷静，与此同时，却又必须像政治家那样务实、执着和充满激情。”
凯恩斯所说的“令人困惑的悖论”，其他经济学者亦曾经谈到。奈特晚年就说：经济学者明白的，普通人也明白；普通人不明白的，经济学者也不明白！他甚至写信给芝加哥大学校长，建议取消经济学。奈特的说法，颇有点儿像庄子那样的诡辞。普通人当然不会明白数理经济学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推理，他言下之意是另有所指。张五常也说：街上贩夫走卒都可以对经济问题高谈阔论，其见解可能比象牙塔里的经济教授还要高明。然而，没有经过科学训练的人，胆子再大也不敢对物理科学说三道四！为什么一门人人都可以发表意见的学问，却极少有人能够达至高妙之境？凯恩斯认为连马歇尔也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的高妙境界。身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人物，马歇尔缺乏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没有勇气挑战主流意识形态，所以他的经济学缺乏马克思和凯恩斯那样的思想穿透力。
如果我们同意凯恩斯的说法，经济学者所需要的特殊才能，纯数学或纯科学能力只占四分之一，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才能占四分之三，后者的精髓是人文精神、道德意识和宗教情感。纯科学无法处理“人性的每个侧面和人类制度的每个细节”。既要像艺术家和科学家那样客观、冷静、超脱，又要像政治家那样激情澎湃、务实执着、立场鲜明。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统一，是经济学这门学问的特殊性格，努力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和统一，是经济学者面临的特殊挑战。
经济学研究“主体性”的个人
经济学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有本质区别。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具有意识、情感、预期、自主决策和价值判断，亦即哲学家所强调的“主体性”。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没有感觉和思维的物质世界和基本粒子。
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是否能够当作完全客观的对象，做纯科学一般的研究，是科学方法论长期争论的问题。弗里德曼倡导的实证经济学，就是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看作是完全客观的对象，把人纯粹当作对象来研究，如同物理学家研究原子、电子、夸克、弦一样。
将人变成物，取消人的主体性，以纯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人，研究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造成美国学者C.P Snow 1959年著名文章所感叹的“两种文化之冲突”，即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和人文文化(humanities culture)之隔离和冲突。之前是人文学者瞧不起科学家，后来科学逐渐引导进步潮流，主导人类文明，科学家就开始瞧不起人文学者。美国大学校园有一种说法：一个教室信奉莎士比亚，另一个教室信奉爱因斯坦，却没有任何教室同时尊奉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
研究客观对象可以得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和真理，物理科学正是如此。物理学的方程式和变量不会因研究对象的意识情感波动而发生变化。经济学恰好相反。既然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类行为，公式、变量或参数就不是恒定不变，经济学所发现的所谓“规律”就无法像物理学定律那样精准和确定。易言之，经济学是否能够发现普适性的真理和规律，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经济学具有普遍真理性，是首先需要明确回答的基本问题。
经济学和物理学的另一个关键区别是：物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无限细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必须当作一个整体看待。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说：物理学的解释箭头总是向下(The explanatory arrows always point downward)，即从庞大天体到日常物质，到分子、原子、中子、质子、电子、夸克、上帝粒子……直到弦的运动规律，天体和物质的运动最终都归结为弦的运动。原则上，弦还可以再无限细分下去，一直分析到“无”。恰如《老子》所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物理学问到最后，就是“无”。譬如研究宇宙起源，最后亦只能归结到“无”。所以，温伯格还说，我们对物质的探求越深入，就变得越没有意义。物理学之所以信奉或坚持“始终向下”的解释箭头，是因为个体运动相加就可以得到整体或庞大天体的运动轨迹或规律，个体可以加总，是物理学解释箭头向下得以成立的基础。
经济学则不行。经济学的解释箭头可以说是“向上”，即如何从个人的决策行为解释整体经济现象，譬如经济增长、国家兴衰、金融危机、技术进步、消费投资等等，经济学需要解释的重要现象皆是“集体现象”。我们是否能够将集体现象分解为每个个体现象和行为，然后再加总得到集体现象，是经济学至今没有解决的基础哲理问题。更重要的是，分析个体行为，我们不能将人细分为细胞、分子、原子、电子、质子、中子、夸克、弦……我们甚至不能将人割裂为“经济人”，人是一个多样性的组合体。抛弃人的宗教情感、道德意识、文化修养、历史背景，单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既不能成立，亦非常荒唐。
由此看出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那就是量度问题。经济学无法像物理学一样精确的重要原因是量度困难。物理量可以精确量度和加总。经济学所关注的数量，是人类行为变量，牵涉到个人偏好和价值判断，没有办法精确量度和加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