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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财富创造让位于财富再分配 这个社会就要停滞

9月2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修正2012年G D P增速0 .1个百分点至7 .7%。同样是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经过30多年年均9 .8%的超高速增长以后,从2010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的G D P增长速度出现了连续13个季度的下滑,2013年第二季度G D P同比增长仅为7 .5%。

这种经济增速放缓是周期现象还是长期趋势?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内因所致,还是美国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引起新一轮的新兴市场国家自身的金融危机?

9月1日,由广东省浙江商会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浙商高峰论坛上,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爱尔兰共和国前总理约翰·布鲁顿、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和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共话中国经济发展“新环境、新动力、新出路”。专家认为,中国应以开放性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美国货币政策的蝴蝶效应

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令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大为惊叹。他说,经济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所关注的一个发展指数是,按购买平价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从130 0美元到2600美元翻一番,英国耗时155年,美国是53年,德国是64年,日本是33年。但是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仅仅12年便完成了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尽管中国人口远远多于这些发达国家中的任何一个。

“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商业服务进口是所有国家中增长最快的,这些进口服务所带来的价值目前位列全球第三。最近几年,中国是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接受者,甚至超过了流向美国的净投资资本。”内斯托·塞迪略认为,如果想要保留目前所取得的这些进步,就必须要正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环境,中国在这当中也面临着融入世界的挑战,只有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够做到。

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或将收紧货币政策,确实不是一个好消息。“回到94年,美国货币政策收紧也触动了墨西哥94、95年的危机,但是这次我觉得情况不一样了,因为新兴国家的经济耐力更加强,因为总体来说基本面更加强了。”埃内斯托·塞迪略如是说。

当然,要数耐力强大的新兴国家,中国是少不了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国债占G DP的49%,远远低于西方国家。自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量一直是N O .1。中国经济增速的轴心,比如城镇化、人口红利、全球贸易等等,后发优势仍在。

中国应警惕“爱尔兰式泡沫”

但现在,中国的G D P增速也变得疲惫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含义是一个经济体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而中国的“产能过剩”让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颇为担忧。

“所谓过剩就是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大于消费需求。投资是要形成生产能力,多年的投资高速增长使我们各行各业中都充满过剩产能。”许小年直言,在过去几年中,财政开支,特别是追加的财政开支这部分,大部分都是投资。这不会刺激需求,只会给明天带来更多的过剩产能,使结构失衡更加扭曲。“现在看来,4万亿的刺激计划是今年各个行业产能过剩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政策引起的进一步结构失衡。后来还再增发货币,它无法进入实体经济,它进入到楼市等资产市场,结果把楼价炒起来。”

于是,从几个月前开始,人们开始担忧,中国目前信贷的扩张似乎太快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3月份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金融部门的一些问题———信贷,也提到了中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银行不要参与可能导致中国经济不稳定的竞争。”爱尔兰共和国前总理约翰·布鲁顿坦言,爱尔兰也经历过类似的局面。

“爱尔兰出现的泡沫是在2000年-2006年之间,然后,我们也以人为的方式发展建造业,而且也让我们在工资、公共服务、雇佣人员等方面大幅增加,但是这是难以持续的,只是短期现象。”布鲁顿表示。在01-06年这六年期间,爱尔兰公共行业在G D P中所占比例为29%,而德国只占19%。同时房价也在不断攀升,“没有最高只有更高。”

坚持开放和双轮驱动

“如果说当时中国没有能力进行财政刺激政策,没有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实对世界都是更大的危机。”埃内斯托·塞迪略如是说。

中国现在是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问题是,站在危险十字路口的中国应该如何寻找“新出路”?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在哪?应该“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

在五年,甚至是更远的十年前,对中国未来经济的走势问题上,意见分歧的人们被分成了两拨,一拨是唱衰派,一拨是乐观派。作为乐观派的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笑称自己是坚定的乐观派,但是“依旧低估了中国经济”。

项兵认为,中国如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关键在于中国经济的开放性。如果说,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够带动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等收入的国家行列,那么保持经济的开放性同样是跨越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开放性颇受瞩目,这不仅体现在国内过半的出口由外资提供,也体现在多样化的企业管理形式上。

“目前来说中国可能是唯一能够允许各种形式的管理在我们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大国”,项兵认为,日本、美国、韩国、欧洲之所以都可以在中国做生意做得如此之好,“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模式能够占主导。”

除了拥有高度的开放性外,双轮驱动也是不得不提及的一方面。“民企其实是在各种不公平的政策下茁壮成长起来的,G D P中民营企业贡献了55%,就业机会民营企业贡献了80%。面向未来,只有民营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来说我不赞同国进民退,民营企业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中坚力量。”

高端见解

中国经济不能让财富创造让位于财富再分配

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中国不会陷进“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国家人均G D P到达3000美元这个临界点时,如果其经济状况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那么这个国家便极有可能陷进了“中等收入”陷阱。

几乎任何国家都会收到来自“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但是有些国家在问题显现之初,便通过更新自身的经济机制,使之安然度过这个临界点。然而有些国家,因自身经济发展矛盾难以解决,则一直在陷阱里徘徊,经济一度停滞。

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中国人关心的话题。

但是墨西哥前总统埃内斯托·塞迪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很是乐观,称中国绝不会陷进“中等收入”陷阱,“我对中国充满了信心。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发展,保持至少每年7%的增幅。那么过了10年、15年,中国就会跳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埃内斯托·塞迪略认为,墨西哥到现在也没有走出这个陷阱,“我们陷在里面很久了,现在还没有跳出来。墨西哥现在的重点是希望找到一个方法,能够将它的增速提高一点,因为过去可能速度相对还是缓慢了些。”在埃内斯托·塞迪略的眼中,“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没有特别大的意义。一个国家,只要保持着足够大的发展活力,能够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陷阱对于它们的威胁就会变得很小。

“现在中国的存款储蓄率很高,大概占G D P的50%,这笔钱就使你在投资方面有很大的空间,也能够让你提升国内的消费,而且能够在未来可以减少存款率,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有支出。”埃内斯托·塞迪略表示。

回顾中国自08年推出的为时两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塞迪略认为,中国用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来刺激经济发展在当时的确出现很大的问题,“从分析者、观察家的角度来说,中国政府其实做出决定要用这样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来刺激经济发展,当时全球经济也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对于世界经济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爱尔兰前总理约翰·布鲁顿中国投资观念领先于很多欧洲国家

爱尔兰前总理约翰·布鲁顿认为,全球经济仍面临五大挑战。而从爱尔兰所犯的错误当中,中国可以吸取教训。中国将G D P的2%投资于研发,这已经超过了不少欧洲国家,如爱尔兰、荷兰、挪威、卢森堡、意大利、西班牙等。同时,中国也还有值得学习的榜样,以色列、韩国和芬兰是研发投入比例最大的国家。但仅仅研发投入和开发新理念本身是不够的,这不足以使一个国家进入高等收入状态。布鲁顿提出,还必须创造条件,使新兴企业能够很容易地建立起来,利用这些研发,使新的竞争对手能够进入各个不同的市场。

在这一点上,爱尔兰优势明显。布鲁顿称,爱尔兰是欧洲最容易创立企业的地方,在欧洲也可以招聘到持多种语言、受到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工作。在爱尔兰已经有18家不同类型的中国公司成立,主要是在金融、飞机、融资、租赁等。爱尔兰也是高质量食物生产国,在过去两年时间内,爱尔兰出口到中国的食品两年时间内增长了92%。

布鲁顿建议,中国也需要开放公营部门,使更多的私营机构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实际上,欧洲内部也还没有完全自由的流动,比如说职业资格的认定。另外社保权利也还没有完全实现转换,布鲁顿坦诚这一点也是欧盟需要改革的。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3月份的报告中提到了中国金融机构的一些问题,也提到中国需要采取措施确保银行不要参与可能导致经济不稳定的竞争。

在爱尔兰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但当时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由于美联储决定降低信贷的成本,所以信贷人为的扩大跨越了不同的国际,导致了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的泡沫,以及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的政府债务的泡沫。“我觉得原因首先就是各自为战的趋势,管理方面有不同的机构或者是不同的机制,他们只管自己的事。各自为战的话,央行会说这是政府的责任,不是央行的责任,或者说是普通小银行的责任。”

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不能让财富创造让位于财富再分配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指出,实际上中国经济的问题,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社会的供给能力超过社会的购买力而形成的产能过剩。“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不敢再投资,于是以投资驱动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就都到了尽头,再也持续不下去。”

宏观经济的刺激性政策,一般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种。近年来,最常见的就是,国家利用财政政策不断地向市场追加财政开支,期望以投资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许小年发现,实体经济跟民间缺的往往不是钱,而是可以盈利的投资机会。

假如投资机会进一步缺乏,那么一种尴尬现象将会出现:在实体经济中,能投资的地方都不赚钱,能赚钱的地方都不能投资。为什么?“因为政府管制、行政垄断。政府掌握过多资源,对经济实行过度的管制,使这些潜在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无法变成现实。”

“政府要放权,要依靠企业和个人的活力创造财富,这样才能支撑中国的经济增长,”许小年认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政府不放权,继续国进民退的趋势,那么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停滞,失去活力。创新活动让位于寻租活动,财富创造让位于财富再分配。这个社会就要停滞了,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可能掉到中等收入陷阱中。”

在许小年看来,要走出结构失衡,要防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不能让财富创造让位于财富再分配。而且,改革也要尽早提上日程。“近年来具有实质性时的改革开放就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几经周折之后,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之后,上海终于成立起了自由贸易区。这是继2001年,中国加入W T O之后,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路子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

独家访谈

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新动力在哪?

爱尔兰前总理约翰·布鲁顿只有改革才能冲出“陷阱”

南都:您目前担任爱尔兰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主席,您如何看待金融发展的地位?您认为金融业和制造业孰轻孰重?

布鲁顿:爱尔兰的金融有很规范的体系,正因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资本进入。在中国需要做的事也是一样的,这些道理是相通的。目前在商业领域,制造业的盈利情况低于金融业。金融服务、软件服务都有更高的利润点。我不会赞同为了金融放弃制造业,但反之也不合适。中国是经济体量和人口都很大的国家,可以在两方面均衡发展。

南都:很多人对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有担忧,作为近50年来从中等跨进高等收入的国家之一,爱尔兰的经验令人瞩目,中国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布鲁顿:教育、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是我们爱尔兰的经验。我们在教育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尤其是技术方面的教育。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年轻,教育程度非常高,这样可以吸引到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外资。

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自动从中等收入跳到高等收入,这个过程需要大胆的变革。其中,降低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降低劳动力成本或者是延长工作时间,或者是降低标准,以及依靠投资水泥或者是钢铁来实现中等收入。

我还建议,要对人和观念进行投资,投资研发。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让14亿人进入高等收入的状态。如果中国能够成功实现这一点,这将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大转变之一。

长江商学院院长项兵好牌在手,我们没有理由打不好

南都:胡润富豪榜上有个数据说,中国富豪榜富豪接受各种商学院培训的,出自长江商学院的最多。能够创造这么多富豪,吸引这么多学术人才,长江商学院是怎么做到的?

项兵:长江商学院有三个差异化。第一是教授治校。学院的领导人哪一天要是发疯了雇了一批学术不够优秀但搞办公室政治一流的人,那学校就废掉了。第二必须研究立校。新兴市场的学校基本都是培训机构为主,来了讲完课就走。但对学校来说最重要的是学术。要在全球顶级的学术界有重大影响力,研究为重而不是教学为重。第三,好的学校都是钱砸出来的。没有一个好学校是挣钱的,如果没有办学就想挣钱,我们出不了好的学校。

南都:长江商学院在圈层营销方面成绩很大,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中国企业界加盟,有什么经验?

项兵:学术、学商、思想,都要做到世界级,三者缺一不可。我们也做了很多创新,过去很多亚洲的学校都是把西方的东西传进来,我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是第一代;第二代是中国产生的东西经过研究,能够服务中国服务全球;第三代,整合全球的资源来研究全球。包括包容性增长、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未来各大颠覆性技术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商业模式的影响。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代,这是长江非常大的突破。

南都:下一个突破的方向在哪儿?

项兵:下一个突破,我希望用10-15年的时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学院。第一,我们的成功取决于我们对中国的研究,国企民企跨国企,如何在中国不一样的平台进行有效的竞争和合作。中国企业如何走向全球,更好地整合全球的资源,跨国公司如何整合全球的资源做了大量的研究。同时研究中国的崛起对全球的影响,从工业到经济到政治到文明,这是我们过去的镇山之宝。第二个差异化,新一代的政企关系。现在人类短期行为到了极点。人类进入了集体的短视,系统风险大大增加。很少有人考虑到20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美国GDP增长都滑到了0.475%了。钱权又走到一起。中国300年一个循环的问题在美国也有。西方的体系也走到极限了。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有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全球提出新一代的政企关系,我们能做到经营治国,政策和权力有所限制。

南都:现在的经济低迷是短期的吗?

项兵:我在过去20年都是乐观派,唱衰派从来就没得逞过。经济触底了吗?我认为中国发展正面临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机会。世界第一大工厂,世界最大的市场,未来十年全球最具增长力的市场,人口红利到2018年都还有。全世界历史上有几个这样的机会?这样一手好牌在手,还打不好,太对不起了。当然我们确实有产能过剩、对外贸的依赖、收入不均,这都是挑战。但这手牌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牌了。打不好没有任何借口。城镇化率才53%,服务业才43%,中国可以有足够信心。

企业家圆桌

楼兰芳(丝绸之路控股集团董事长):中小型民企仍面对着“三荒三高”

“三荒三高”指的是,订单荒、资金荒、人员荒和高税负、高成本、高风险。中国的中小型民企到现在还要面临着这些问题,至今仍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做企业的总是希望在非常好的环境中可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家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整个国家由于制度僵化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是发生现代化进程突然中断这样的突发事件。

何时金(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董事长):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给制造业减税

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同时着手。解决市场的公平性问题和大量给制造业减税是解决外部问题的关键。

另外就是企业自身的教育问题,技术创新需要进步,而内在能力的提升也很重要。市场下滑困难,内部企业管理也会面临的困难。要解决内部企业的管理困难,这是内在的动力。

陈利浩(远光软件[-0.58% 资金 研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有股份参股不控股

远光软件有限公司是一间有国有股份参与的企业,国有股份仅是参股,并不是控股。因为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全国的电力行业,电力行业基本上就是一个垂直管理的行业,如果你仅仅是民营企业,可能它就会有不安全的感觉。

后来我们争取到了国有企业做我们第二大股东,但是不是控股。我们始终认为,民营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国家电力公司的参股,除了从客户的层面享受我们的产品和服务,还从资本的层面能够保证这家公司能持续的为它的下属企业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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