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财经讯 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2013年1月6日在北京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社会责任、价值共享与治理之道”。论坛将邀请各界嘉宾，聚焦社会责任与价值共享的重要课题。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做了主题演讲。易纲并未同意此前吴志攀副校长“大政府”的观点，他表示，在政府的作用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当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政府。政府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四项，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易纲称，中国传统上确实有大政府，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确实有大政府。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是计划经济30年的政府，那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府，它把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来了，从上学到就业，到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管的。但是，怎么样呢？中国人民经受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
同时，易纲也从老百姓，人民，公民的角度讲了自己的看法。他称，你考不上好学校，首先怪你自己，你找不着好工作，首先怪你自己，你投资失败，首先怪你自己，不能够说上学也怪政府，就业也找政府，我投资失败了我也去游行，去找政府。那么，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宣传，我们对公民，我们对学生之间要人人自立。
以下为文字实录：
易纲：尊敬的厉以宁老师，黄主席，吴校长，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第十四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厉以宁老师是我的老师，我的现代经济学就是在厉以宁老师的课堂里受到启蒙的。厉以宁老师教了成千上万的学生，我只是这成千上万学生之一。那么，后来我也变成了老师，我也开始教学生，我为什么教学生，因为我从厉以宁老师和其他的老师身上学到了经济学，学到了国际分析的框架，学到了价值观，学到了社会责任。那么，我希望通过课堂把这些传授给我的学生。
那么，刚才几位重量级的讲演者讲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缺乏诚信，比如说干什么事儿都得托人等等。那么，我在当时的一个理念就是我能够通过教学，通过写文章，通过讲演把这些社会责任，把做人的价值观，把知识传授给学生，传授给社会，因为在北京大学这样神圣的讲台上讲课，学生是世界一流的，那么，通过学生再到社会能有一个有效的传导，这样就可以使得中国慢慢的建立起我们的社会责任，价值观等等。但是，应该坦率的说，实际上我经过多少年的教学以后，我比较失望，因为好像我的学生他比较快的掌握了我交给他们的经济学知识，金融理论，市场理论，这些他们掌握的非常好。但是，唯独社会责任，价值观他们掌握的不好。什么原因呢？我曾经在想，后来我也和许多人在谈，他们给我的回答是说，易老师，您讲这些，您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现在刚毕业，我在社会上，我不管是在银行，还是在券商，还是在其他的企业打拼，我们必须要首先奋斗成功。那么，我说你在奋斗的过程中，你要讲究社会责任，你要有道德底线，你不能够不择手段，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伤天害理的事儿。有些人还是听劝的，还是做到了，但是有些还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在想，我们今天讨论的社会责任、价值观和治理之道，它实际上对于一个人也好，对于一个社会也好，对于一个国家也好，它是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不同的定义。最近有一个大片叫《1942》，当人饿到不能生存的时候，他可能只能管他自己，或者把他自己卖了，然后给他的直系亲属几斗米，因为那个时候他的社会责任，他的价值观会非常的局限，就是眼前我怎么能够活下去。当一个农村的穷苦孩子，经过考试考进名牌大学，进入神圣的课堂，他学到的知识，他出去以后要找工作，要奋斗，要成功，他首先想到是他成功。也许有不少朋友在他成功以后开始比较注重社会责任，他开始讲道德底线，他开始择手段，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不择手段，但是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那么，一个社会呢？一个国家呢？我想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一直困惑我的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够把我的这些价值观，这些做人的理念，遵守的道德底线立刻的传授给我的学生，我的听众，我的社会读者。因为每个人城市的、农村的、东部的、西部的，他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中，他面临的社会环境和工作目标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有一个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的负责性。那么，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责任的，不管大国，小国，我们提倡国与国一律平等。但是，实际上在国际事务中，在世界格局中，国与国发挥的作用和它的位置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也在讲社会责任，国际责任，价值观。那么，你们就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你讲责任，发达国家也讲责任，发展中国家也讲责任，第三世界也讲责任，那么，责任意味着什么呢？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它的责任的定义和含义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我们说价值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是谁的价值观更接近普世的价值观？过去我们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个世界上，你看一看，放眼看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这些国家看看它的人民，看看它的大众，认同于，或者是基本认同于哪种价值观？哪种文化？我们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像刚才有讲演嘉宾说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太有限了，这也包括价值观方面和文化方面。
换一个角度讲，中国有多少朋友，在世界上有多少铁杆盟国，美国有多少盟国，不管是什么事务，不管联合国投票，还是什么事务，有多少铁杆的盟国，通过什么决议，这反映什么呢？这反映责任，反映价值观的认同，同时这也反映治理之道。那么，现在世界的治理之道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有联合国，大家知道有G20，中国在G20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家知道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世界银行，有WTO，世界贸易组织，这些都是管经济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主要靠这些治理机构来管，这就是治理之道。在治理的过程中，它必然要充分的宣传所谓责任和价值观，它如果要治理，它必须有共同的遵守的原则和共识才能够治理。我们知道现在大多数世界治理的框架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比如说联合国，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是联合国从一开始就是常任理事国。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的代表团1944年的时候我们从开始就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世界银行，当时贸易叫关贸总协议，现在叫WTO，中国所有的这些都参加。但是，我们对这些治理机制的贡献有多大呢？我们这些贡献是相当有限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题目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实际上在社会责任，在价值观，价值共享和治理之道全世界有着相同之处，并且它有着区别。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责任，价值观和治理之道也是竞争的。那么，如果中国要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参与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参与这个竞争，并且我们要通过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这样的地方培养出更多的，能够参与竞争的一流的国际人才，我们在这方面太缺乏了。现在我们说规则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那么，现在我在人民银行分管国际事务，从头就开始参加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议和WTO这些谈判。那么，现在的潮流是许多专业的小组这些组织非常希望中国人牵头，人家反复的向我们发邀请。比如很多技术小组，像资本充足率，像会计准则，像怎么算公允价值，像怎么管制杠杆率，今天我本来要讲的国际收支平衡，这些都是一些技术小组在国际上要制定规则，要大家逐步的形成共识，然后大家共同去遵守。那么，我们中国人能不能牵头这个小组呢？我可以坦率的告诉大家，我们中国人现在很难派出人来牵头这个小组，在体制内是官本位的，参加这些小组要有很强的国际主义精神，你真的是在白天黑夜的用E-mail跟人家牵头，你牵头这个，等于你请客，把人家请到家里，跟人家商量，好好对待人家，最后由你主导，或者由于你的影响比较大形成这个规则。那么，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呢？我们这样的人很少。
所以，我们要强调社会责任，我们要尊重和为我们自己中华文明所形成的价值观而骄傲，致力于宣传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的参加到全世界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我治理之道。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一些更深刻的思考，同时需要大批的人才。今天是北大的讲坛，北大的讲坛从来有一个传统是允许商榷和争论的。那么，最后我政府的作用讲几句和吴志攀校长商榷。吴校长是我的同学，他在法律系，我在经济系，我们俩人一同上了好几门课，我们可以说是老同学，老朋友了。但是，在政府的作用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应当是一个边界清晰的政府。政府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四项，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而中国的政府更应该强调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说我们的环境到现在这个程度，空气污染到现在这个程度，交通拥堵到现在这个程度，这是政府应该管的事儿。如果说大政府，中国传统上确实有大政府，我们几千年的文明，确实有大政府。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府是计划经济30年的政府，那个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政府，它把人民的吃喝拉撒睡全都管起来了，从上学到就业，到生老病死都是政府管的。但是，怎么样呢？中国人民经受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苦难。所以，我们在这儿，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强调政府的边界和有限政府，政府依法执政这样的一个理念。从老百姓，人民，公民的角度讲，你考不上好学校，首先怪你自己，你找不着好工作，首先怪你自己，你投资失败，首先怪你自己，不能够说上学也怪政府，就业也找政府，我投资失败了我也去游行，去找政府。那么，这样一个互动，这样一个宣传，我们对公民，我们对学生之间要人人自立。吴校长讲的很对，我们首先应该问，我们自己为社会做了什么？这样才是一个我对政府定位的一个认知。
最后总结这句话就是说，社会责任、价值共享和治理之道肯定是有争论的，大家对这几个词的内涵和观察的角度都是不同的。我觉得应该允许争论，允许讨论，使得我们对这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将来有更深刻的认知，使得中国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