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财政充裕期，发展援助预算也不会富裕。政府领袖和捐款方不得不决定将有限的资源用在哪里。你如何确定哪国该拿到低息贷款或廉价疫苗，哪国有能力为自己的发展计划出资？
关键在于我们对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衡量方式。传统上人均GDP（即一国生产的年度商品和服务价值除以该国人口）一直是重要的指导因素。但最贫困国家的GDP指标可能并不准确，不仅决策层和像我这样看过很多世行报告的人关注这一问题，想用统计数据为世界最贫困人口提供帮助的人都应该注意。
我一直认为即使在计量手段相对精确的富国，GDP也因为很难比较不同时期的一揽子商品价值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低估的效果。比方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一套百科全书售价非常昂贵，但它能为有好学孩子的家庭带来的价值却不可低估。（这个问题上我有资格现身说法，因为我曾花了大量时间研读父母为姐姐和我购买的多卷本《世界图书百科全书》）。而现在的孩子从网上免费获取的信息量远比这多得多。如何在GDP中衡量上述因素?
因为国家统计局力量薄弱且历史偏见妨碍关键数据统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GDP统计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西蒙弗雷泽大学助理教授莫腾·杰文斯为赞比亚国家统计问题困扰，耗费整整四年对非洲国家如何获取数据及将相关数据转为GDP估值时所面临的挑战进行研究。他的新著《差劲的数据：我们如何被非洲发展数据误导并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明确指出众多我们眼中准确的GDP计量数据其实离实际情况相去十万八千里。
杰文斯指出许多非洲国家对相对庞大的自给经济和缺少记录的经济活动统计起来碰到很多问题。该如何统计自种自食的农民的粮食产量？如果自给型农业遭遇系统性低估，那么某种看似超出自给性质的经济增长则可能仅仅反映了比较容易捕捉的统计数据。
贫困国家的GDP数据还有其他问题。比方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往往对报告的更新频率不够，以致他们的GDP数据可能漏掉手机等快速增长的大型经济领域。几年前加纳更新报告时，其GDP数据一举跃升60%。但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仅仅是统计异常所致，而不是加纳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实际的变化。
此外，GDP有几种不同算法，不同算法得出的结果可能大相径庭。杰文斯提到了其中三种算法：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迄今为止最常用的数据集）；宾西法尼亚大学发布的佩恩表；和建立在已故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成果基础上的格罗宁根大学麦迪森计划。
上述来源虽然依赖的基础数据相同，但对通胀和其他因素的计量方法各异。结果可能导致各国经济排名产生巨大差异。根据不同的计量方法，利比亚的GDP分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排名倒数第二、倒数第七和倒数第二十二位。
出现差异的还不仅是相对排名。有时一种方法显示某国增长几个百分点，而另一种方法则显示该国在同一时期经济出现收缩。
杰文斯援引上述分歧说明我们无法确定某贫困国GDP是否高于他国，因此我们也不应仅凭GDP就判断哪些政策能成功发展经济。
这是不是说我们实际对促成（或阻碍）发展的因素毫无头绪？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研究人员一直采用定期入户调查法搜集集数据。比方说，我们定期开展人口统计和健康普查，以确定孕产妇和儿童死亡率。此外，经济学家们还采用卫星光源测绘等最新技术，以便对经济增长进行估值。尽管这样的方法并不完善，但它们不会出现和GDP相同的问题。
衡量国家总体生活水平的其他方法同样不完善，但依然能够提供了解贫困状况的其他方式。一种名叫人权发展指数的方法在GDP以外选用了医疗及教育统计数据。另一种多维贫困指数法则选用了营养、卫生、能否获得烹饪燃料和用水等10项指标。而且，选用衡量不同国家同样一揽子商品服务价格的购买力平价数据，经济学家可以调整GDP，对生活水平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但我清楚必须投入更多资源获取基本的GDP数据。正如杰文斯所述，需要加强对全非洲国家统计局的支持，以便它们及时获取并报告更精确的数据。捐赠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需要为协助非洲政府了解国内经济付出更多的努力。而非洲决策者则需要始终如一地采集更准确的统计数据，并将其用于决策目的。
我积极倡导在世界各地进行健康和发展投资。我们衡量进步的工具越完善，就可以更好地确保最需要的人拿到这些投资。
比尔·盖茨，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