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其实最重要的是中央的导向是什么。需要实实在在做几件事情，我老举一个例子，1977年，邓小平说要恢复高考，教育部长有抵触，他找邓小平汇报工作，说高考很复杂，今年搞不了，来不及搞，邓小平说‘你们搞得了就搞，搞不了我知道谁搞得了’。结果高考就恢复了。” 近日，由吴敬琏、马国川所著《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重启改革议程》首发式在三联书店举行。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首发式上发言时做出上述表述。
现在很多人提出比较重视总体的设计，体制改革的设计。张维迎觉得改革也不是完全能够设计出来的，顶层设计也不能太过强调。为什么？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确实我们的体制比较复杂，要提前看到很多事情比较难。还有一部分是既得利益的阻挠问题，要设计一个顶层的路线图，可能在设计过程当中已经全部被扭曲了。
张维迎指出，需要中央做出几件事来，使大家知道现在国家确实在改革，否则就又变成语言腐败了。张维迎认为，现在跟20世纪80年代有很大的不一样，现在语言腐败太严重了，说什么和心里怎么想完全是两回事，语言不再代表中国人的感情系统。
张维迎说，当年，邓小平也没说发展私有经济，只是年广久的案子报到他那里，请示他抓还是不抓，邓小平给出的结果是不抓。大家就明白了，方向改了。实实在在干件事大家看到方向了，地方的劲头就起来了。20世纪80年代如果没有地方的劲头的话，只靠中央，改革也是不能推动的。
具体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张维迎指出，国有企业，该退就退，不能拿着靠垄断行业赚的钱到处去投资；或者将四大银行的股票，30%、50%的股权转向社会，或者进入社保。又比如，关于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司法的独立性问题，可以把政法委改成一个监督司法独立或者维护宪法的一个机构，只管检查政府职能是不是违法，党的纪律是不是违法了。那风向马上不一样了。
张维迎认为，许多人的行为都是由理念决定的，许多变革是由于有了新的理念，才有了变革。如果仅仅是既得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不会进步，因为它只能你死我活。张维迎在一本书里提到“中国的未来取决于什么”，一个是我们的理念，一个是领导力。改革开放前20年之所以取得那么大的进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领导人有好的理念，并且不断地坚定不移地按照这种理念去做，包括邓小平，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在做。而在最近的十年，我们没有了理念，或者是理念歪了，好多改革已经是完全按照利益去走，而不是按照理念去走，所以利益战胜了理念，我们一定是倒退。未来的改革需要理念战胜利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就要去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