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社会需要高效、实惠的政府卓越地行使其必要功能，而这包括为这些功能提供充足的收入。但过于庞大、中央集权、官僚主义以及成本高昂的政府会破坏个人的努力和责任，与私有经济不相容、挤出私人投资、消费和慈善，并以高税率破坏激励。这样的政府还可能挤出国防等必要政府功能。这就是今日欧洲的现状，美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公共选择经济学之父詹姆斯•布坎南刚刚去世，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他先见之明式的警告。1986年，布坎南因将经济学家使用已久的对私人经济决策的有效分析引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行为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布坎南认为，政客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糟糕的结果。
布坎南的分析是举世瞩目的，它不仅与亚当•斯密关于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会受“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形成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果的观点相悖，也与将政府视为仁慈规划者、会实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教科书“解决方案”的流行政策分析观点格格不入。
根据这一观点，如果市场不能充分内部化所有私人行为的成本——环境污染便是最经典的例子——那么“最优”税收补贴应能纠正这一问题。因此，如果垄断限制了产出、提高了价格，则管制企业和行业即可。当疲软的需求导致衰退时，根据凯恩斯乘数恰到好处地增加政府支出并削减税收就会让经济“嗖”一声立刻反弹。
布坎南认为这样的分析太过天真烂漫。他证明，公共官员与所有人一样，受私利驱动，根据其所处经济环境的规则和约束行事。家庭面临预算约束。企业面临技术、竞争和利润约束。对政客来说，行使权力的能力——以有利于私利或既得利益——受当选需求约束。
布坎南预测，通过隐藏全部成本，用赤字来为公共支出融资的能力将导致更高的支出和更低的税收，其代价将由子孙后代承担，他们在当前投票体系中没有直接代表。他预测，赤字和债务会越来越大，并由此导致政府越来越大。
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布坎南是有先见之明的——且远远先于金融危机和深度衰退导致政府规模和范围的又一次大扩张，并伴随着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规模赤字和债务爆炸。布坎南不知疲倦地呼吁减少政府开支、平衡预算（甚至呼吁将平衡预算修正案写入美国宪法）、改进监管。
布坎南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许多人正确地指出，政府和市场一样经常失灵。因此，即使在基础设施和教育等领域，也有必要比较不完美财政和监管政策的收益和成本，有私利在其中的不可靠官员可能实施不完美政策，造成潜在的不完美市场结果。
这些政府失灵包括寻租、定向支出、社会工程、监管俘虏以及诱发依赖。市场失灵以及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诉求本不足以构成政府干预私人经济的充分条件，因为药方可能比疾病更加糟糕。
当然，重要而成功的政府计划也是有的。在美国，二战后士兵法案为复员军人深造提供了资金，是一项收益无穷的人力资本投资项目。社会保障有助于减轻老年人的贫困。军队保证着美国的安全和自由。
但大学教科书和智库机构的解决方案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太大。更多的支出或监管并不一定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政府支出和其他支出一样摆脱不了回报递减规律。政府项目会有强大的支持者，很难叫停。只有极少数项目得到了充分仔细的规划，面向真正的需求（或真正的需求者），因为政客要通过将项目覆盖面大大扩展、远超计划目标来赢得选票。无怪乎布坎南批评政府行为天真烂漫。
关于支出、税收、赤字和债务的旷日持久的争论的一大受害者是让政府变得更务实、更有效的措施，这是在各个国家一再证明了的。在政府的大部分领域，从国防到福利项目，都可以以低得多的成本实现更好的结果，而这本能让左翼和右翼都更满意。
比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九个不同机构开办着47种职业培训项目，每年需耗资200亿美元，据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观点，其中绝大部分项目效率低下、经营不善。第47个项目——绿色能源职业培训——是奥巴马增加的。其成功率是如此低下（参与者获得目标岗位的比例寥寥），以至于劳工部主监察官建议取消这一项目，而当时的现实是工人大规模失业，而企业招工清单上的数百万个岗位却找不到达到技能要求的工人。
我们已经看到，不可持续的支出所造成的债务大爆炸会产生什么终极后果：经济混乱、人间悲剧。在“天真烂漫”的政府解决问题方案和布坎南的自利政府官员之间，我们必须找到愿意取消表现低下的项目的领导人；对其他人进行整合以实现现代化和合理化；改善服务；并减轻越来越高的不利于增长的税收计划。
迈克尔•波斯金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