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回顾世行四年：发达国家没有“真经”

“在世行，我相当于重新读了一个大学，因为四年的时间，让我有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世行、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也更加强了我的一个信念：在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谓的‘真经’。”
再次当选全国政协委员的林毅夫，去年6月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职位，回到北京大学执教。今次两会期间，他在回答中新社记者提问时，回顾四年世行历程表示，“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他表示，在世行四年时间，自己收获非常大。从世行回来，自己进入一个著作高产期，先后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繁荣的求索》、《从西潮到东风》等书籍，“这都是我在世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建议”。
林毅夫介绍说，自己在这几本书的前言里面谈到，“作为知识分子，我确实是把国家的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当作自己的职责。因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书，总是看到自己国家衰落。”
“我在台湾长大，实际上也就是由于国家衰落所造成民族不幸的一个受害者。照理说从我内心里面，我从台湾回到大陆来工作，这种心情应该就像一个住在夏威夷的美国人回美国工作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历史的悲剧，我必须采取特殊的方式，那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还不能回家。”林毅夫语调低沉。
林毅夫说，自己作为知识分子，一直在探索中国如何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也一度认为“西方有一本真经”，这本“真经”帮助西方实现了它们的现代化，让它们富强。“我应该去把那本‘真经’学会，按照这本‘真经’给国家的改革、发展和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林毅夫表示，自己在世行工作时，看到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跟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民族富强。他们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盛，总觉得西方有一套“真经”，学会了就可以推动国家的发展。
“然而，在美国、在世行、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更加深了我这个信念，实际上在发达国家根本不存在一本所谓的‘真经’。”林毅夫指出，西方经济学有理论，然而理论是不断在更换的，“不断在变就不能叫做‘经’嘛，‘经’是说几百年、几千年都不变的”。
“如果在发达国家，都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你怎么能够做到说‘放之四海而皆准’呢？”林毅夫说，发达国家的理论，有参考价值，但绝对不能作为中国行为的准则，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不受到任何理论的束缚，然后实事求是地来看待中国的发展。
“人家老笑我是‘乐观派’，我说我是‘客观派’。”在林毅夫看来，“悲观派”只看到问题，“乐观派”只看到机会。“在我的谈话中，永远是把机会跟问题同时谈的；而且一定同时讲机会如何去掌握，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怎么去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