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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卡:改变中的发展秩序

    千年发展目标(MDG)为世界建立了一个成功的克服贫困、健康、饥饿和教育等根本性社会问题的框架。随着人们开始讨论作为MDG(将于2015年到期)继任者的全球发展日程的范围和内涵,考虑私人部门的角色和反思国际社会对发展的总体看法是大有裨益的。

  经济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减贫的最佳方式——事实上,也是唯一方式。它可以带来良性循环。增长带来就业,就业降低贫困。

  私人部门能起到关键作用。如今,私人部门资本流已经让传统公共部门援助相形见绌。比如,在2010年美国用于发展的总额为2000亿美元的资源中,有87%来自私人部门。相反,在20世纪60年代,官方海外发展援助占据流向发展中国资本流的70%。

  类似的局面是全球性的。本国资源流动、侨汇、私人债务和股本流以及慈善捐赠大大超过了官方国际援助。私人资本流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配角,而是发展日程中的主角。

  尽管如此,发展政策界人大多对私人部门敬而远之。比如,决策者坚持“公私合作”的重要性,并认为私人部门需要“学习与公共部门合作”。

  但对于如今的现实,更合适的表述是“私人-慈善-公共合作”(又称P-4,用词先后反映各自的相对重要性)。我们需要说服公共机构关注如何更好地与私人部门合作,而不是相反,因为公共和私人部门有着共同的利益——加快经济发展、确保人人都能从全球化中获益。

  这并不是要贬低公共部门的重要性,光靠公共部门便能创造出私人部门茁壮成长的条件——法治精神、可靠的宏观经济政策和良好的监管机制。比如,这些条件催化了支持性产权和关税机制的发展,包括建立信用局和制定保护债权人权利的法律——这些都是引导融资流的必要前提。

  或许将私人和公共部门发展措施联系起来的最大好处在于相对来说开发程度较低的混合金融(blended finance)。我们很少触及能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效应的整合发展金融机构(DFI)动作和私人和慈善项目方面的工作,即使有也流于表面。

  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估算,一旦联合起来,每年在气候变化方面只要新增360亿美元的公共部门投资,就能撬动16倍的资金,动员5700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事实上,为了增进联合、反映新的P-4顺序,政府机构和DFI应该鼓励设定明确的撬动私人的资本目标。特别是在小政府和公共紧缩时期,实现这些目标应该成为重要的绩效指标。

  私人部门应该在那些方面做得更好?尽管不乏有希望把“好事做尽”的负责任的公司,但可持续性和发展目标并不总是契合企业的核心日程。总体股东回报(TSR)和公司社会责任(CSR)通常南辕北辙。

  公司的思维(通常暗地里如此)是,通过污染环境实现TSR最大化是可以接受的,只要给CSR项目做一些贡献作为补偿——就好像在恒河里洗一洗就能带走一个人的罪恶一样。我们需要新的标准,要求公司不但要报告财务报表,还要报告在社会、发展和环境问题上的表现。为了获得最大效果,也为了重塑公众对公司的信任,标准必须是全球性的、明确的、一致的。

  另一个后MDG时代的现实是发展流的多方向性。传统上,发展流是单向的,从富国流向贫穷的南方国家。但世界秩序已经发证了改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目前占据了全球GDP的50%和全球增长的75%,人口也有利于经济重心的进一步变化。

  巴西、中国、印度这样的“南方”国家正在加强它们的海外发展援助。国内资源和侨汇越来越多地支持着发展。随着各国越来越少地以传统来融资源,它们也不再需要盲从外国人的意见。

  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在决定什么对他们有利方面拥有更大的决定权。北方的“我们知道什么才是为你好”的思维已不再管用,不管它的信息多么全面,初衷多么良好。更包容的、反映本地条件和偏好的思维才是关键。P-4观点反映了新的全球现实,并寻求撬动最好的私人、慈善和公共部门。

  维斯瓦纳坦•尚卡(Viswanathan Shankar)是渣打银行美洲、非洲、欧洲和中东集团执行董事兼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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