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内需的政策为何效果不甚明显，关键在于财富分配不均。有钱人该消费的都已经消费了，剩下的变成了储蓄，穷人则因为收入约束没钱进行消费。解决收入分配不均可有效促进内需、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经济增长之途。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61，城市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56，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为0.60，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这些数字反映了中国收入不平等、两极分化严重的现状。
一方面，对比“亚洲四小龙”和拉丁美洲的不同遭遇可知，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极有可能导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方面，收入不平等还将引起机会不均，从而导致社会群体收入的跨期流动性和代际流动性的降低，收入阶层逐渐固化，父辈收入不均将在子辈延续。有鉴于此，实现未来十年收入倍增的目标，解决当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是关键。
时至今日，中国面临着投资过度、产能过剩、企业投资回报率下降、国际贸易增长放缓以及贸易摩擦增加等问题，继续依靠投资和出口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现实。经济从投资和出口拉动型向消费型转变才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
如果政府继续过去的经济增长方式，过分依赖投资和贸易，维持中国经济现有的增长速度难度较大。同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忽略社会公平，任由收入差距不断加大，对维持国内稳定和社会和谐也是百害而无一益的。我认为，经济转型和收入分配改善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缩小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之途
中国经济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入分配不均。学者对国内消费不足、储蓄率过高早已形成共识，而政府为了促进经济转型也相继出台过很多促进内需的政策，如推行全民基本医疗保险、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但这些政策的效果不明显，国内消费占GDP的比重依然较低，储蓄率依然居高不下。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家庭储蓄主要是富人的储蓄。收入前10%的家庭，其储蓄率达60%，储蓄额占当年中国总储蓄的75%。前5%的家庭储蓄率更是高达69%，储蓄额占当年总储蓄额的62%。相比之下，大约50%的中国家庭当年是没有任何储蓄的。
储蓄率为何一直居高不下、促进内需的政策为何效果不甚明显，我认为关键在财富分配不均上。在收入显著不均的背景下，有钱人该消费的都已经消费了，剩下的变成了储蓄，穷人则因为收入约束没钱进行消费。因此，消费不足、储蓄率高的背后都是收入分配不均在作祟。缩小收入分配不均可有效促进内需、带动经济持续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与经济转型根出同源，可同时解决。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既是共富之路，也是经济增长之途。
完善社保 补贴贫困家庭
就财力而言，目前政府对贫困家庭实施大规模转移支付是完全可行的。2011年中国财政总收入超过10万亿；从2004到2011年，国家财政收入以20%左右的平均速度增长。如果能将新增的财政收入用于转移支付，则每年大约可增加2万亿的资金用于收入再分配。
另外，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1.98万亿，其中央企利润为1.34万亿，仅上缴424.5亿元；2011年国企实现利润2.26万亿，其中央企利润1.5万亿，仅上缴757亿元。若将政府每年新增的财政收入与国企利润用于再分配，则政府每年至少可拿出超过3.8万亿元进行转移支付。
在不增加税收、不减少其他财政支出规模情形下，将每年新增财政收入和国企留存利润的3.8万亿用于再分配，通过合理的转移支付政策，将大大降低中国收入差距，并拉动内需。根据CHFS的数据粗略估算，如果对最低收入的60%家庭进行补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61降至0.40，城镇的基尼系数将从0.56降至0.43，而农村的基尼系数从0.60降低至0.27。
此外，根据相关研究，政府的转移支付在扩大内需方面也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政府在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上每增加1块钱的财政投入，将带动3块钱的居民消费，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投资是卓有成效的。
加大教育投入 降低机会不均
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是促进技术进步的主要手段。此外，健康与教育历来被看成是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政府加大教育投入通常被看成是增加机会平等的有效手段。从长期来看，政府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经验，实施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CT)制度，加大对居民人力资本投入、减少机会不均，既降低收入差距又保证经济长期增长。
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估算，如果教育的边际回报不变，将受教育水平提高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将降到0.44，而如果提高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基尼系数将降至0.42。
我认为，公平和富裕可以共同存在、相辅相成的。从中国已有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来看，虽有一定的成效，但任重而道远。如果要降低当前巨大收入差距、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成倍增加社保投入、增加对贫困家庭的转移支付，真正做到“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