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重公平，抹杀差距，不顾程序正义，其后果是更大的不公平和实质上的非正义。
当我们没有现成的桥梁和石头可以依靠时，能不能像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一样，先开辟一个争吵的空间、一个相互妥协的起点，大家共同来制定一个议事程序，共同来探索、确定我们的权利界限……
“两会”期间，针对中纪委发言人说的“官员财产公示尚欠缺条件”，政协委员巩汉林发问：“没有贪污受贿，没有灰色收入，官员财产有什么不敢申报？”这一问，马上在网络上激起了一阵舆论热议。
给官员申报财产以空间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反腐机制，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实施。大陆虽然从2009年年初就开始搞试点，至今已涉及多个省份的部分县市，但始终没有搞起来。有人提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我认为这也只是善良人的主观愿望，现实中是行不通的。因为“老办法”无非是过去腐败从宽，“新办法”无非是今后腐败从严，可是腐败问题的根源并不是人的腐败。
我们说腐败腐败，腐而必败，当腐而不败成为一大奇观，就是特色，就是国情了。我认为潜规则盛行，一定是明规则有问题，让官员们完全为制度买单、沦为制度的牺牲品是不公平的。
媒体报道过重庆市原司法局局长文强的狱中感言，他说：“我是受贿了3000万，可是到我这个级别的，何止这个数？那些参观反腐成果展的人，看到我这里，都觉得寒碜！”这说明什么？有传言称，还有领导人曾想在某市搞试点，调研发现该市90%以上的处级干部(即县级)，个人资产都超过了千万。这个试点怎么搞？这些财产怎么说明它的来源？公示以后社会能稳定吗？老百姓不要追查吗？所以说，“官员财产公示申报尚欠缺条件”的实质是法不责众，根本就无法申报。
历史上的教训，最残酷的莫过于刘宗敏追饷。李自成进京时，实施“助饷”政策，设“比饷镇抚司”，由刘宗敏、李过负责，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皇室勋戚之家，则“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已”。京城一片鬼哭狼嚎，王公大臣各级官吏商贾无不身受酷刑，多被凌虐至死。数日之间，库银就从5万两剧增至7000万两。
毛泽东1950年曾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那时他还是清醒的。胜利者首先要完成的是对自己的救赎，精英、英雄、正义的一方，更要受到限制，否则取得胜利就意味着开始走向反面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己所欲，必施于人”就要走向邪恶了。唯有确立起一个好的机制，才能保护所有的人，给人们基本的安全感。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越快的地方，官员腐败越严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腐败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的润滑剂。我曾经和一个县级领导关系不错，他就说：“大午，我一个月挣2000多块钱，够我花吗？”所以我觉得应该给官员财产申报一个现实空间，也可以论证为均衡公正的申报条件。我们不妨设想，根据经济发展的地域差距，给各级官员的资产设限，某个标准以上的财产部分需要申报。有了这个空间，财产申报制度的推进阻力或许会小些。
国外的高官大都是高薪，高薪不一定养廉，但是非高薪一定不能养廉。目前世界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上维持在10倍以内，最高的超过了14倍。比如美国总统年薪40万美元，普通民众年收入大约3万4万美元。这样的差距足以维持一个社会大致的和谐与平衡。我们的未来是官民共和、劳资共和，追求和谐社会难道不应该向这个和谐的平衡关系靠拢吗？
我们现在让一个县委书记和普通公务员一样月薪3000元，实际上是用表面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恰恰是给潜规则留足了空间。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从制度上约束，我是有些实践认识的。大午集团28年了，一直提倡共同富裕，大家各得其所、各守其分，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建、情义兼顾的利益命运共同体。我从2004年开始试行“企业立宪”的顶层制度设计，设监事会、董事会和理事会，三会分别拥有所有权(监督权)、决策权、经营权，三权分立并行。监事长对外是继承制，对内是从家族成员中选举产生。董事长和总经理是选举产生，两年一次选举董事会，四年一次选举董事长、总经理。整体上，基层工人与中层干部的工资收入差距限定在2至5倍以内，中层与高层之间也限定在2至5倍以内，这样基层与高层的收入差距大致维持在10倍以内，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这套制度已运行8年了，企业产值翻番，发展态势很好。我们现在的误区是把共同富裕搞成了相同富裕，从思想上没有廓清。实际上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相同富裕是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只会导致共同贫穷。我们吃过的亏已经很多了，不能顺着这个惯性下去了。
我认为，我们应该给官员申报财产以空间，督促以时间，只要时间不给空间，不可能有任何推进。公平正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立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
公平的起点与公正的路径
从概念上讲，公平正义是目的，公正才是路径，才是游戏规则。这意味着，在公正的游戏规则之下导致的不公平和非正义，我们都要接受，这也是必须承担的社会成本。
比如共同富裕是一种目标正义，但也恰恰是这目标正义在某些方面有可能违背公正的游戏规则。公正的意思是，一个人的利益和一千个人的利益是等同的。权利先于善，不能以牺牲一个人的利益去满足多数人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福利”而无视少数人的利益是不对的，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比如完全牺牲党员、干部的个人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提法也欠妥，权利必须落实到每个个体的人身上。
公正的游戏规则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即使是同一个起点，走在同样的轨道上，由于个体素质的差异，总会有前有后、有快有慢、有智有愚、有贫富贵贱，为了维护公正的游戏规则，就要认可这些自然形成的差距。这种差距通常也是正常的、适当的、可控的。
比如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一人一亩三分地，起点是公平的，目的是追求共同富裕，是正义的，可是我们并没有一个路径使农村农民在公正的跑道上拉开适当距离，而是把他们都拴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让居住者有其田而非耕者有其田，让农民有种地的自由却没有劳动的自由，所以农民只好进城务工或者离乡背井去办企业，致使农村出现大规模的撂荒、凋敝。农村的精英都进了城，乡镇发展都很滞后。
我们一边追求社会公平，一边受限于一种惯性思维，把公平落实到了平均上，走了很多历史性的灾难性的弯路。事实上，公平源于公正，不源于平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等贵贱、均贫富”，均是均衡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当得利和勤劳致富、诚实致富之间，要用公正的游戏规则去衡量。
我们追求的是公平的起点、公正的路径和正义的终点，也即起点公平、路径公正、目的正义。偏重公平，抹杀差距，不顾程序正义，其后果是更大的不公平和实质上的非正义。
宽容对待过去，公正开辟未来
周有光老人打过这么一个比方：世界很多国家好像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掉队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了。可是误区是走不通的，迟早要回来。苏联垮台就是因为走到误区上去了，我们聪明一点，在苏联瓦解前十几年就搞改革开放，从误区里又跑到轨道上来。不过这一步不容易，我们跨上了一脚，还有一脚没有跨上去，这第二脚还要跨，还正在跨的当中。我认为第二步迟早也是要跨的。我们国家一切不符合现代化的事情会慢慢地一步一步改的。
我们国家的这种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确实还是一脚里、一脚外，没有榜样、没有清晰的现成的路径可以依靠，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河是肯定要过的，对岸是什么很清楚，出发点也很清楚。从何处来、到何处去都非常清楚，但确实是没有桥梁，只能摸石头。
我想，当我们没有现成的桥梁和石头可以依靠时，能不能像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一样，先开辟一个争吵的空间、一个相互妥协的起点，大家共同来制定一个议事程序，共同来探索、确定我们的权利界限，来寻找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一个通向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路径呢？
给人们真的自由，人们可以宽恕一切罪恶；给官员假以空间，官员也会流淌道德的血液。宽容对待过去，公正开辟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