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宏调宽泛化得失

    多种调控工具并用，提振经济时难以辨识其各自的作用与累积效果，容易刺激过火，紧缩时则又因类似机制作用易使经济降速过大
     如何看待宽泛宏调模式的利弊得失？首先，应肯定这套宏调范式体现了中国体制转型期宏观经济管理重视国情的务实特点，突破教科书模式有助于从不同方向探索管理大国转型与追赶阶段宏调经验。近十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政府高度重视宏观管理，宏调政策保证大体稳定宏观环境，都发挥了不可缺少的积极作用。对中国宏调实践的成功经验方面，应充分肯定与深入研究。
　　从未来改进要求着眼，更应关注现有宏调模式的局限。这一宏调模式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完善确实还有不能很好兼容的因素。市场经济需要鼓励竞争，然而宽泛宏调范式意味着对投资等市场经济活动频繁采用审批、核准、或“没有审批的审批”等方式干预，差异性与歧视性准入管制层出不穷。厚厚一本产业政策目录，如兼作宏调依据相机抉择地裁量实施，难免会妨碍充分发挥竞争机制作用，抑制市场经济内在活力。
　　市场经济需尊重微观主体的合法决策自主权，保障各类产权、合约与规则的有效性，培育市场行为主体“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稳定预期，促使人们行为合理性化并巩固市场经济基础。如果宏调过于宽泛并不时干预微观，特殊场合下出台超常政策有损产权原则，则会由于突破游戏规则和改变政策预期，对市场经济长治久安带来不利影响。
　　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价格的调节作用，现有宏调模式则多少以“价格不管用的市场经济”的逻辑悖论为前提。汇改多年难摆脱“被动反应”的格局，使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价格工具难以灵活发挥作用；利率市场化改革虽有不少进步，然而在存款利率数量管制的关键环节尚未能“起脚射门”。汇率与利率调节受过多限制，负利率间歇发生，金融抑制有增无减，金融寻租与资产泡沫化难以根治，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
　　宏调宽泛化既是深层改革滞后和市场体制不完善的结果，也是妨碍改革推进甚至客观促成旧体制某些因素复归的根源。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可以在宏观调控名义下，不受限制地干预市场微观决策，甚至情急之下可以改变市场规则，那么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区别也就难以界定了。回顾2004年采用超常手段整肃“铁本”作为宏调重头戏。当年客观形势确有特殊之处，这个超常举措作为权宜之计或可理解，不过采取这样重手调控措施后，回头实施鼓励扶持民营经济政策，以求贯彻十六大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其无形与有形的困难就不止增加一点点。改革初期邓小平处理“傻子瓜子”极为审慎，强调个案处理方式与稳定公众政策预期之间的微妙关系，确有独到而高超之处。
　　从政策运行绩效观察，宽泛化宏调模式也面临多重挑战。晚近时期中国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快速增长，学界分析宏观经济的数据条件和技术能力显著提升，都为有效实施宏调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宏观经济运行仍存在不平衡、不稳定因素与困难，集中表现为较多年份经济增速偏快偏热，通货膨胀挥之不去，资产价格间歇性飙升。
　　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经济运行更呈现“过山车”式的跌宕轨迹，这固然与外部环境影响有关，同时也显示已有宏调范式存在着局限。
　　货币总量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总需求管理的关键变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财政透支与商业银行再贷款倒逼央行货币过度扩张，新时期这两大压力不复存在，为管好货币提供了较好的条件。然而，面对可贸易部门生产率快速追赶的大好形势，我们在退出盯住汇率体制上过于保守迟缓。
　　汇率动态低估加上其他原因，导致国际收支顺差一度过快增长，使实现“管好货币”目标面临新挑战。货币增幅过大为宏观经济运行引入了不稳定因素，央行虽使出浑身解数多方应对，结果仍因被动成为“全球资产规模最大央行”而遭遇质疑。
　　宽泛化宏调模式虽然选择度大，不过表面优势也与内在局限联系。多种调控工具并用，提振经济时难以辨识其各自的作用与累积效果，容易刺激过火，紧缩时则又因类似机制作用易使经济降速过大。
　　例如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在“4万亿”刺激政策号召下，十八般宏调武器齐上阵，确实很快扭转经济减速态势，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积极影响。
　　然而也同时很快派生新一轮通胀，需很快采用超常手段治理。近来领导人谈及宏调政策，常提“要防止多项政策叠加的负面影响”。政策效果叠加难辨，与宏调工具过于宽泛，二者显然不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