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义的逆转不是一件容易事。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根据长期历史经验研究，历史上从没有统治精英自愿放弃权力。或更正确的说，只有当精英中的大部分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已经放弃并决定抛弃该体制时，精英统治阶层才会被推翻。
我们需要汲取的是，最近崩溃的苏联及其卫星共产国的统治精英，以及其庞大国家主义体制的教训。这段崩溃的历史及其持续后果好坏参半，坏消息至少有警示性。压倒性的好消息当然是，即使挟全面恐怖和大规模屠杀之威，集体主义的苏联还是崩溃了。
从本质上讲，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它不仅失去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甚至失去了大部统治精英的支持。其来源有两个：首先、普遍失去了道义合法性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其次、甚至连执政的共产党本身都认识到，该系统在经济上不可行。
坏消息则来自从共产主义过渡到自由和自由市场时的贻误，几乎抵消了好消息。从本质上看，犯了两个相互关联的严重错误：
首先，改革者担心社会动荡，动作不够快，他们没有意识到，向自由和私有制转变的过程越快，过渡阶段的动荡越小，经济和社会复苏得越早。
第二，改革者试图成为与人为善的政治家，不想当反革命分子。对那些共产党统治者，至少应该断掉他们生计，而改革者非但不惩罚，甚至还让他们保留职位，这保证了前共产党统治精英能够抵抗根本性的变革。
换句话说，除了在捷克共和国，强势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和总理瓦茨拉夫·克劳斯能够推动向真正的自由市场的快速变革，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波罗的海各国以外；改革者们太友善，太急于寻求“和解”，过于缓慢谨慎。结果几乎是灾难性的：口头上人人赞成自由市场和私有化，而现实是，当工业仍控制在垄断政府的手里时，就取消了价格管制，例如俄罗斯。
前苏联经济学家，米塞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尤里·马尔采夫首先指出，这就好比维持美国邮政局的邮政垄断，却突然允许平信邮资涨到2美元：结果将是大众变贫困，国库更充盈。这是逆自由市场和私有财产之道而行。
另外，当俄罗斯终于迎来私有化时，大部分却“私有”到旧统治精英的手里，这意味着“私人”黑社会风格的共产党统治，没有一丝自由市场的味道。关键是，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却要为此承担困惑的俄罗斯民众的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