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经济学家们被主流媒体上的一大争论吸引了大量注意力。争论的一方是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另一方是保罗·克鲁格曼。事实上，这次争论已经成为电视滑稽秀的素材。
问题来自罗格夫和莱因哈特2010年的一篇著名论文。这篇论文证明了公债水平高企与经济增长低落有关。麻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一名叫做托马斯·赫恩顿的研究生和他的两位教授迈克尔·阿什和罗伯特·波林发表了一篇论文质疑罗格夫和莱因哈特，而克鲁格曼让后一篇论文名声大噪。
赫恩顿、阿什和波林指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结果来自代码错误和有问题的方法选择。但是，尽管三人文字犀利，但他们的论文只是削弱而不能推翻莱/罗论文的主要结果。那么，为什么这会引起轩然大波？
这场争论之所以被认为很重要，是因为它事关现在削减预算还是刺激经济的选择。但还不仅限于此。这篇论文需要放到凯恩斯主义和（克鲁格曼语，他们建议用财政紧缩防止政府债务螺旋）"紧缩派"争论的大环境下考察。
凯恩斯主义药方很简单：如果经济疲软，就应该用财政政策刺激它；如果经济过热，就应该用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给它降温。公共债务水平会出现涨落，但决策者不应该过多关注于此。毕竟，以美国和英国为例，高赤字和增长得债务并未使通胀抬头，长期利率也徘徊在历史低点。为什么不利用这一机会刺激经济、投资于它的未来呢？
有趣的是，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大致上赞同这一建议（至少对美国是如此），他们甚至支持非正规政策，比如减记按揭和提高通胀目标。但他们的论文确实是关于不同主题的。他们的主题是高水平公债的长期影响，他们认为有害于增长。
这一结论意味着克鲁格曼宣称不必关注债务水平是错的。克鲁格曼会同意，如果经济持续萎靡，利率应该维持低水平，尽管公债水平很高且处于升势。他会说，根据美国和英国的经验，担心所谓的"债券义军"的投机袭击是无稽之谈。
莱/罗论文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的数据支持高公债水平可能成为问题、国家应该警惕别让自己处于弱势的观点。但后续争论并没有就决策者是否应该在经济萧条时无视债务水平（如克鲁格曼所建议的那样）给出洞见。债务确实是一大隐患，世界上因此发生大灾难的例子数不胜数。
就拿西班牙来说吧。2008年危机爆发时，当年11月，G20召开会议以协调凯恩斯应对方案。所有成员国都提出通过立刻采取财政扩张刺激经济、克服衰退。时任西班牙财政部长佩德罗·索尔韦斯马上下令增加公共投资和支出。
但是，2009年春，索尔韦斯被迫调转枪头。税收收入大跌和支出膨胀让政府陷入了巨大的赤字中，市场因此恐慌--政府债券价格暴跌，利率暴涨，西班牙无法为其赤字融资。标志低增长、高失业时期的最低利率水平在何处？
金融史充满了类似的例子：1984年的墨西哥、1998年的俄罗斯、1999年的厄瓜多尔、2001年的阿根廷、2002年的乌拉圭、2003年的多米尼加、甚至1976年的英国都输此列。所有这些国家都与衰退和高失业作斗争，结果发现自己无法为赤字融资。事实上，当一国陷入这一窘境时，财政收缩最终会演变成扩张，因为这样能重塑信心、降低奇高的利率。
正如克鲁格曼成就了莱/罗的论文，"紧缩派"和凯恩斯主义者的争论在美国之外并无多少重要性。克鲁格曼并未提及他所认为的财政选择的核心问题。
债务水平并不重要，其货币性质影响要大得多。美国拥有以本国货币发行债务的令人艳羡的特权。美联储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美元，只要它认为购买政府债务是合适的。此外，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
日本也能为其赤字融资，尽管其公债水平已达天文数字。这是因为它借钱用日元，且债权人绝大部分来自日本机构投资者。
相反，西班牙的债务是欧元债务，它无法印刷欧元，而且其债权人大多是外国人。许多新兴市场国家与西班牙差不多。在与日内瓦发展研究研究生院的乌戈·帕尼扎（UgoPanizza）合作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指出，2008年危机后，能够实施克鲁格曼所信奉的反周期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币债务水平较低。他们之所以能在事后成为凯恩斯主义者，唯一原因是他们在危机前是"紧缩派"。
不管你在莱/罗论文中发现了什么漏洞，都不能说衰退中的国家一定应该无视赤字和债务水平而专注于刺激。这对当今美国来说或许是正确的建议，但从普遍经验规则看，这大错特错。
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Hausmann）是前委内瑞拉计划部长，泛美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现为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