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要小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小于全国居民总体上的收入差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扩大，而且其扩大的速度也快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和全国总体上的收入差距。同时，由于城市人口密度较高，日益扩大的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给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的风险不可小视。
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民在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高，在这当中，大城市成为人口集聚地，人口密度尤其高，其收入差距的水平和变动趋势还有其特殊性。
应重视常住人口的收入差距
看中国大城市的问题，要有国际视野。大城市由于其经济结构和在一个国家中作为人才聚集地的特殊性，其收入差距的水平通常也较高。
大城市通常是一个国家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地，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产业必须代表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在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趋于“白热化”，为了吸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就需要支付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报酬。
而在另一端，低技能的劳动力也往大城市集聚。越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支持，同时，高技能劳动力在日常生活中也有支付能力购买各种消费型的服务，产生大量对于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技能劳动者越是在大城市集聚，越是创造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岗位。
与此同时，在高技能劳动者当中，收入的分化也更为严重，也会带动收入差距的上升。相比之下，在较低教育程度的劳动者之间，他们所从事的岗位多以体力劳动为主，相互之间的收入差距不大。而在受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当中，他们从事的岗位类型差异远远大于低技能劳动力。即使同样是在金融行业，金融街投资银行的白领和银行里普通职员的收入差距也非常大。
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共同向大城市集聚，再加上高技能劳动者内部收入差距巨大，将使得大城市的收入差距高于中小城市。以美国为例，在最近几十年的时间里，人口大量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更快上升，同时，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得更快。
城市规模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在中国也存在。根据2005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总体上来说，越大城市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高等教育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这两个现象本质上是一回事，因为大城市通常就是高等教育人口比例更高的城市。
随着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近年来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未来，对于想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城市来说，统计城市的收入差距将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届时，收入差距的统计范围必定覆盖到所有常住人口，这其中将包括外籍人士，也必定要包括生活在大城市的非本市户籍人口。这样统计出的收入差距可能会是比较高的值，要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越大的城市，非本地户籍人口的比重越高，在不少大城市，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仅关注户籍人口的收入差距是没有意义的。
均等化政策应以常住人口为目标
在大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几乎成为定局的条件下，不应该简单地干预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居民收入水平，对于通过政策干预来直接调控收入差距要非常谨慎。比如说，在上海至今仍对国有企业的收入增长有政策管制，基于国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这种干预对于防止国有企业收入侵蚀利润有一定意义，但是，也对国有企业为高端人才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待遇构成了限制。
与直接干预收入相比，更长效的政策是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来缩小居民的实际福利差距，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举例来说，我的一项以上海为例的研究发现，由于教育能够提高收入，而上海居民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较大，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教育水平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因此，促进居民之间教育水平的均等化是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差距的可以有所作为的政策。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越高教育水平的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即使所有的家庭都受到了技校、高中和大学的教育，也并不意味着城市的收入差距就一定会缩小。
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反而可能收入差距更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先保证收入差距是在公正的市场经济规则下产生的，其次，才是动用二次分配政策对于收入差距的进行调整。而在此之前，更重要的是让居民能够平等地享受到教育的权利。在大城市里，居民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往往是与其居住地挂钩在一起的，因此，在空间上促进教育资源的适度均衡分布就是一项特别重要的政策。
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城市新增人口更多地集中于郊区，而传统的优质教育资源却更多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城区，人口分布和教育资源分布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将越来越明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校的数量和质量是基于周边社区的物业税的，房子贵则物业税高，社区的居民就可以开好学校，请好老师，因此，教育资源能够更灵活地跟着人口“迁移”。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中小学教育财政主要是由区县一级财力决定的，因此教育资源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就要求市一级政府动用行政手段来做均衡发展的规划。
未来的城市收入分配政策不可能仅以户籍人口为目标，因此，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势必以常住人口为对象。如果仍然将政策目标仅限于户籍人口，那么，在户籍人口内部缩小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的政策却可能带来户籍人口与非户籍常住人口之间更大的差距。这种与户籍相关的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务差距具有“起点不公平”的性质，反而不利于增进社会和谐。
现实的情况下，外来人口相对聚集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服务资源与人口数量矛盾相对更大的郊区。以上海为例，最近的一项统计显示，现在上海50.4%的80后外来人员分布在近郊区，30.9%分布在远郊区，两者合计81.3%，仅18.7%分布在中心城区；这些人群又主要分布在浦东、松江和闵行这三个区，三区合计占49.7%，接近一半。随着上海市中心人口向城郊迁移，以及外来常住人口也更多集中于城郊地区，公共服务布局与人口布局不匹配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应尽早得到政策关注。
在大城市，如果均等化政策以常住人口为目标，那么，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匀问题将更为突出。以上海市的普通中学情况为例，数据显示，在2011年，无论是看常住人口的人均普通中学数量，还是看人均教职员工数或人均教师数，上海市各区（县）的中学发展非常不平衡，人均指标排名前两位的静安区和黄浦区是排名后两位的松江区和青浦区的2-3倍。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是大势所趋，如果不认清这个大势，不尽早对教育的空间布局调整采取前瞻性的政策，等到未来有更多外来常住人口要在本地获取中小学教育的时候，城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势必突出，不利于居民享受相对平等的教育资源获取权。
调整收入分配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入手
大城市的收入分配还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有关系，看收入分配，还要跳出收入分配来看。
照道理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快，通常其投资的回报也越高，这样，资金的需求就越大，资金的价格（即利率）便更高。而在中国，与快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正规金融部门的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却长期偏低。相比之下，在民间信贷市场上高达10%-20%的年化利率却更能反映资金供求之间的关系，即使扣除通货膨胀率也仍然远远高于正规金融的实际利率。
长期的低利率鼓励了投资，尤其是鼓励了能够从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大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从不同经济部门的关系来说，低利率更有利于工业，而不鼓励资金投向服务业，因为服务业相对来说使用资本较少，而且服务业缺乏抵押品，更难从正规金融部门得到贷款支持。而在工业部门内部，低利率更有利于发展相对使用资本更多的重工业。在过去若干年来，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过度“资本深化”现象，而且，资本深化导致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偏低。
经济发展超常规地靠投资来趋动，使得在国民收入分配中资本所获得的份额也处于上升趋势之中，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简称“劳动收入占比”）则持续了十多年的下降趋势。目前中国大约40%左右的劳动收入占比已经是全世界最低的，而其他国家的这一比率大多处于50-80%之间。这就使得中国的老百姓普遍感觉自己的收入增长慢于人均GDP增长速度。
按道理来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的阶段，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是滞后的。再以上海为例，与全国水平相比，上海的劳动收入占比更低，这也与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关。世界上的国际大都市集聚了先进的生产型服务业，也将拉动对于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其经济结构应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占比才对。而在上海，制造业仍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上海的工业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相对来说，经济增长方式更有资本趋动的特征。在2012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60%，在国际比较的视野里，这一比重远低于同样位于亚洲的新加坡和东京，其中，更有益于创造就业和提升劳动收入占比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也相对滞后，其占服务产出的比重也远低于新加坡和东京的水平。
劳动收入占比偏低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不无联系，但不得不说，经济结构出现的扭曲也与低利率和鼓励投资的政策干预有关，去除这些政策扭曲，调整产业结构，才是让经济增长惠及百姓的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