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一系列三篇文章中的第三篇。文章描述弗里德曼一部分的经济学研究和我后来同样的研究。主要目的是说明如何应用经济理论来解释和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应用到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经济。
弗里德曼与中国
弗里德曼在1988年访问中国时，他会见了前总理赵紫阳。会议结束后，双方表示互相佩服。弗里德曼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预测中国经济崩溃，包括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国民收入的增长大幅度减少。这些意见在1989年《旧金山纪事报》发表。1989年6月，我在香港普林斯顿校友会讲话，指出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不大可能，只有在1989年后的5年降低约5个百分点，因为国内生产总值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不久以后，发现我的预测是正确的。我写了一封信給弗里德曼，指出他的错误。他回信说他不应该对他不懂的事发表现意见.
弗里德曼相信群众应有较高的经济自由，在他与夫人著的书《自由选择》说明。他建议我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在2003年10月讨论这本书的会议发表一篇文章讨论“在中国实行的自由选择”。我的文章根据他们的书包讨论了八个主题，包括：1）经济自由，2)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3）政府角色，4）社会福利，5）教育，6）保护消费者，7）宏观经济政策和8）朝着更自由的趋势。内容读者可参阅上述会议的论文集。
对我的世界观和生活态度的影响
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很有信心，相信它能解决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我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也持有同样的观点。1955年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任教，我的思想开始改变。在麻省理工学院第一学期，访问哈佛大学的简.丁伯根(JanTinbergen)教授请我吃中午饭。他想把我的论文列进他主编的《经济分析丛书》出版。他知道我对汽车需求有兴趣，说因为欧洲汽车不足他想把美国的旧汽车运到洲。我立即反应说：“如果有这个需要，市场已经会做到了。”丁伯根回答说：“这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想法。”这句话让我为难，想想我应当从新考虑市场经济的效率。
在麻省理工学院，我受到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的影响，开始发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支出是有效的。即使实行用货币政策，也有用原则或用自由裁量决定的区别。弗里德曼主张用原则，以固定的速度增加货币供应量.用自由裁量的将允许看宏观经济的状态，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
我认为在发展中的经济，政府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影响新兴产业的发展。芝加哥学派不同意，说政府不应该建立国营企业，甚至不能挑选民营企业中的优胜者来扶助。根据我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当台湾政府经济顾的经验，我观察到很多政府官员比大多数企业家对经济和企业更了解，知道应当支持和促进哪些行业或企业。经济部长李国鼎，就是一个的例子。在李部长的领导下，台湾政府在1973年成立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从事特定领域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服务。工研院不仅提供技术和知识帮助选定的行业和民营企业，也帮助建立民营企业。李国鼎邀请了在美国知名企业家张忠谋博士领导工研院。1987年政府支持张忠谋创办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这公司在2013年的市值约等1000亿美元左右。
我观察到中国今天的经济，政府允许民营企业的建立但只能在有限的区域与国营企业竞争，政府对国营企业还有财政的支持。我认为政府应该允许两种企业存在，并在一个公平的环境竞争。不然会影响生产，销售和新技术的发展，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速度降低。
弗里德曼教了我如何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并制定一个简单的假设来解释一个象很复杂的问题。在为人方面，弗里德曼教我应有自信和自尊。弗里德曼没有把名人与普通一般的人有不同的看待。艾伦•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曾经说过，弗里德曼对美国总统或一个普通的谈话时会有相同的姿态。我也学会了这样的态度。还有，我观察弗里德曼有时候坚持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考虑相反的观点。如果是这样，这教我应当更要尊重别人不同的意见。弗里德曼没有当政府官员而能运用经济学知识影响经济政策和社会的进步。他通过出版书籍，培养学生，讲授他的想法，和曾在电视传播他的《自由选择》一书.所以他的思想影响了政府与社会。
他影响了极多的人，他们在日后将传承他的理想。我们都非常想念他。
